急性应激障碍（ASD）研究述评

急性应激障碍是个体在亲历、目击或面临一个对自己或他人具有死亡威胁、严重伤害的创伤事件后的2天至4周内所表现的应激反应。急性应激障碍的症状主要表现为分离、再历、回避和过度警觉。文章回顾了以往的相关研究,从急性应激障碍的测评方法、发生率、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记忆的关系、心理治疗和干预等方面进行了综述。最后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展望     

震前生活事件、创伤程度对中学生震后心理应激状况的影响

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自编震后创伤程度调查表和PTSD自评量表对汶川地震区413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探讨震前生活事件、创伤程度对震后心理应激反应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学生PTSD症状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高于男生;震前生活事件、创伤程度的各维度与PTSD症状反应总分相关显著;学习压力、暴露和丧失程度均对再体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学习压力、受惩罚、其他、暴露和丧失程度对逃避及麻木有显著影响;学习压力、其他、暴露和丧失程度对过度觉醒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震前生活事件对PTSD症状反应有重要的影响     

创伤暴露对青少年暴力行为和自杀意念的影响: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的中介作用

采用创伤暴露问卷、基于DSM-5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核查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和青少年行为问题调查表,在雅安地震3.5年后对地震极重灾区的703名中学生进行调查,考察创伤暴露对暴力行为和自杀意念的影响,并检验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创伤暴露可以直接正向预测暴力行为和自杀意念,PTSD在创伤暴露对暴力行为和自杀意念的影响间起中介作用,抑郁仅在创伤暴露对自杀意念的影响间起中介作用,而在创伤暴露对暴力行为影响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论明清传奇的反戏剧性

许多人把中国戏曲称为中国古代戏剧.戏曲作为中国国粹,的确是符合由演员扮演角色在舞台上表演的戏剧定义,但与西方戏剧理论体系比较而言,中国戏曲的反戏剧性特征更为明显,尤其是明清传奇戏.传奇无论是在叙事策略还是在时空环境营造上,都有着与戏剧不相符的自我特色,虽不如西方话剧拥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却有更耐人寻味的审美意境.研究明清传奇的反戏剧性,不仅能够加深大家对于中国古代戏曲的了解,更能把传奇戏中的特色元素运用于话剧中.     

基于空间句法理论的建筑叙事空间记忆研究——以华南农业大学五山宿舍为例

校园建筑承载着读书光阴与历史故事,而宿舍承载着大学生的记忆和梦想。以广州华南农业大学五山宿舍为例,通过空间句法理论分析研究,得出宿舍楼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宿舍楼与校园存在的关系,将其进行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阐述,深化人们对空间叙事理论的认知,针对宿舍楼现状提出对五山宿舍内外部空间的活化保护建议。     

修昔底德的启示——对于城邦政治的另一种反思

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在战争背景下反思了古希腊城邦政治。他的基本创作目的是传达出参与城邦政治的实践智慧,以演说、事实描述、整体叙事三个主要方式引导读者领会他的政治教喻,而叙事是展示政治智慧的最佳途径。修昔底德之所以使用叙事,则是基于古希腊观看—展示的理论传统。由此,修昔底德使历史成为政治哲学思考的补充形式。     

成仙迁转的“设施”——汉画像六博升仙仪式图像研究

汉画像升仙仪式图是基于两汉时期浓厚的宗教社会文化性质及其影响下的宗教礼仪,尤其是早期道教升仙思想、神仙谱系及升仙仪式象征体系的完善。同时,在礼仪、功德性的人文秩序下所寄托对孝眷的哀思和逝者升仙的愿景都最终在墓葬礼仪美术中得以确认。时人在成仙迁转的救度仪式“场域”中,精心布列了一系列可以沟通仙界的祥瑞神灵和有助升仙的“中介设施”,在六博与升仙仪式所衍生的主题范式中,成仙“设施”与升仙视觉体系(主神)共同建构了生命轨迹秩序的图像语境,使得分离的两个群体(仙界神灵与逝者或墓主)之间得以交流。     

青少年的自我同情对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创伤后成长的影响:感恩的中介作用

采用自我同情量表、感恩问卷、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核查表和创伤后成长问卷对雅安地震4.5年后的499名中学生进行调查,以考察自我同情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创伤后成长(PTG)的影响,并检验感恩在其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积极自我同情可以直接负向预测PTSD、正向预测PTG,消极自我同情可以直接正向预测PTSD;积极自我同情可以通过感恩负向预测PTSD、正向预测PTG,消极自我同情可以通过感恩正向预测PTSD、负向预测PTG。研究显示,积极的自我同情可以缓解青少年的PTSD、促进PTG的发展,而消极自我同情会加重青少年的PTSD;感恩在自我同情与PTSD和PTG之间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     

纳粹大屠杀纪念日的确立及其英雄主义内涵

纳粹大屠杀作为犹太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民族浩劫,以色列建国后对其进行政治化的控制、管理与运用,在时间上的突出表现就是将其设定为国家纪念节日。当然,它的确立过程漫长,在日期与名称问题上各个阵营有不同提议乃至分歧,中间又几经更迭,直到1959年才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最终将尼散月27日确定为纳粹大屠杀与英雄主义纪念日。本文以这一历史事件为例,剖析以色列建国初期国家建构与社会化进程中,通过对大屠杀创伤记忆赋予英雄主义的价值内涵,把新到的流散犹太人整合进现代国家的政治认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