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马年伊始,从北京传来了一条好消息,中央民族学院王璐先生来信说:“清代三世章嘉国师若必多吉著的藏文《圣地清凉山志》是一部关于五台山的《志》书。它可以补充和纠正以前《清凉山志》的疏漏和讹舛。花了很大力气,我已经翻译好了。希望贵会能够予以支持,出版此书。”看了这封热情洋溢的信件,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也是汉、满、蒙、藏等民族的佛教信徒倾心向往的佛教圣地。它历史悠久,地域辽阔,蕴藏着相当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就拿《志》书来说。     

宗教皈信北大核心SSCI

[美]刘易斯·兰博(Lewis R.Rambo)著陈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1月275千字本书英文原著于1993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通过汲取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神学、宗教研究和传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对不同背景的大量皈信者进行访谈和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对世界范围的宗教皈信情况进行了评估和分析。     

传道人灵修纵横谈

<正>传道人的灵修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自我修行,乃是对神信心的交托和借着主道的自我光照,经历神所应许"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的恩典(参赛40:30)。     

“把手机放下”

"把手机下",这句再普通不过的话,从刚刚两岁的儿子口中说出时,真是"一鸣惊人"。怎么感觉儿子突然长大了,会说这样的话!但当看到他那恳切的目光,和双手用力比画"放这儿"的动作时,作为母亲的我,真是深感惭愧、失职。我终于把手机放下了,儿子的小手拉着我的大手移到一边,只为了让我看着他玩积木。我心不在焉地看他玩着,手却又很不自然地伸向另一边,拿起手机,在他不注     

《易传》道家说质疑

本文从陈鼓应先生论证“《易传》道家说”的重点文章《〈彖传〉与老庄》、《〈彖传〉的道家思维方式》出发,不仅指出其论据方面的不足,而且指出其论证方法是使用“丐辞”、“默证”。因此,《彖传》不能成立。甚至陈先生所用的“道家”这一名目,也不适当。从而说明“《易传》道家说”不能成立,其“道家主干说”也因此缺少重要文献材料,难以服人。     

关于达摩和慧可的生平

一 关于达摩的最早传记史料是《续高僧传》的“达摩传”［１］。据该传说，达摩是南天竺人，婆罗门出身，因悲愍此边隅之国，欲以正法相导，故而远度汉土。初抵中国，是在刘宋时代（４２４─４７９），所到达的地方是“南越”，就是海南岛对岸一带地方［２］。 关于达摩在南方的经历，《续高僧传》的本传中没有记载，只在“法冲传’中简单提到达摩曾将四卷《楞伽》“传之南北”、“后传中原”。据此则达摩在北渡之前有可能曾在南方传授过四卷《楞伽》。《楞伽师资记》说达摩上承求那跋陀罗，暗示达摩曾与求那跋陀罗相见。若两人真的曾经相见…     

胡安国《春秋传》民本思想精义钩沉

胡安国对《春秋》经文的注解，深受儒家民本思想影响。在《春秋传》中，他不但指出《春秋》“以三纲为本，以民事为要”，而且反复劝谏统治者要“以民为本”，民为邦本，本固方可邦宁。一是“重民力，役有时”。对于《春秋》经文中书写记载的民间徭役、军事演练和操习等事，胡《传》主张人君不仅要慎用、爱惜和保存民力，更要用民以时，不可肆意侵占农时。二是“急民事，谨天灾”。胡《传》常通过“天人感应”的天灾谴告说，告诫人君要心系民事，重视和关心民生民命。三是“赋税任其宜”。民之税赋方面，胡《传》以轻征薄敛为原则，认为国家应当根据不同时宜对民征收与返还，以恤民隐。     

一马定华山

一马定华山是宋代以后妇孺皆知的陈抟巧弈赵匡胤的故事,这段脍炙人口的仙话,伴随这座名山一直流传下来。西岳华山奇峰高耸,山势险要,山上有座供奉西岳大帝的古庙,不远处有一个仙洞,称之为“希夷洞”,洞中住着一位修道的仙翁,名叫陈抟,道号“希夷先生”,人们常称为‘陈抟老祖’。这一天,一位小道童奉陈抟老祖之命来到山下,见一红脸大汉昏迷不醒,道童用丹药救醒他后,引他来见老祖。而这红脸大汉正是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与道童不一会来到希夷洞前,见那洞前松柏参天,密密麻麻的枝叶遮蔽日光,甚为优美。一座白石台摆靠柏树旁,陈抟老祖与一…     

澄观评传

在历史上,五台山著名的僧人,首推唐代的清凉国师澄观。他继承并发展了华严宗实际创始者法藏的学说,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精致的佛教哲学体系,成为中国佛教义学的一座高峰,对后世的中国佛教以至中国哲学都发生过深远的影响。     

巴黎外方传教会西藏传教区第二任主教选立波折与传教策略之转变

1862年，巴黎外方传教会西藏传教区首任主教杜多明辞任，并提名丁盛荣作为第二任主教人选。围绕丁盛荣的选立问题，巴黎外方传教会总部、罗马传信部、丁盛荣本人等各方态度不一、表现各异，以致从丁盛荣被提名为西藏代牧主教人选到其最终确定就任，前后耗时5年之久。出于对教会工作的责任感及使命感，丁盛荣最终决定赴任打箭炉，并根据当时进藏传教活动所面临的艰巨困难，对西藏传教区的传教策略进行了根本性调整。这一举措最终挽救了陷入困境的西藏传教区，奠定了此后该会在川滇藏区传教活动的基本格局，使得中西方宗教文化的交流得以在汉藏交界地带维系近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