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子》中黄老道家“德刑相辅”的教育思想

《管子》黄老道家学者推天道、察人性,既倡导无为而治,又标榜顺应人性。他们立足于时代的形势和趋利避害、仰慕礼义的人性论,建构起德法相辅的政治论。教育总是基于人性论,并反映政治的要求且为之服务的。因此,《管子》黄老学者提出德刑相辅的教育思想,其“不言之教”的意义在于德教注重榜样感化,培养道德情操;法教强调无形约束,形成道德习惯。     

管仲的王霸学思想及其精神源流

管仲是中国先秦哲学思想史上第一位思想家,他的王霸学思想既是对前先秦文化思想精神的时代性因革,又是对后来哲学思想的开启。管仲的政治思想是以民为本的刑赏主义法治思想和功利主义治政思想,其赖以支撑的伦理精神是自然主义人性论,思想基础是水本原论哲学。从历史源流看,管仲开辟了中国哲学思想“因人事而自然”的思维道路,是自然人性论功利主义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始祖,并以此开辟了“以刑入礼”的刑赏主义实践道路。管仲的思想之源,是夏商周三代所形成的以王道为目标、以天道为根据、以人道为途径的“王官之学”;管仲的思想之流,不仅涌动出法家思潮,而且激励并贯穿了先秦诸子各家学说。     

论伊斯兰教传统刑法

本文主要按照伊斯兰教传统刑法的特点,就其"经定刑"、"同态复仇"和"酌定刑"作了较为全面且深入的讨论。认为伊斯兰教传统刑法虽是当时社会刑事法律的主要表现形式,自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对治理一个尚不成熟的社会来说,亦有让我们可理解之一面。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古典刑法只在当今部分伊斯兰国家尚有保留和实施。所有这些,对我们今天较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伊斯兰教传统刑法的两面性是有所帮助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质：礼法合流

“礼”与“法”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有其各自的内涵特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两者逐渐发生合流,在经历发端期、发展期与成熟期之后,最终形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质。“春秋决狱”是一种凭借春秋大义断案的独特的司法制度,开启了儒家法制化的进程,对于礼法合流的促成影响甚大。     

汉代神权政治的重新确立——董仲舒与儒学的神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政治学说以先秦政治思想为源头继续沿着天命神权与内圣外王这两条主要线索发展。在封建社会前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抬高"天"的权威,制造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等神学理论,以神权论证君权,以天道论证人道,将儒学神学化。同时,董仲舒又延续了荀子的外王路径,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使儒学能够满足封建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等现实政治的需要,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赏识,最终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理想。     

"政"、"刑"在德性养成中的作用——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德性养成论之比较

孔子认为政与刑不能在德性养成中起积极作用。他认为,政制禁令和刑罚惩治的威慑,虽可令人不违反法律,行为合乎规范,却正好成为德性内化的障碍。亚里士多德对于德性养成的见解与之恰成对照,他认为德性的养成要依赖习惯和训练,同时也离不开法律的教化与惩罚的威胁。两种不同的见解促使人们思考政治与刑律对于德性养成的作用。     

伊斯兰教如何看待贪污受贿

伊斯兰教旗帜鲜明地严厉禁止贪污受贿的行为,并将其定为大罪。《古兰经》中有很多明显的经文指出贪污的界定范围,凡是吃私、舞弊、侵占、诈取、不公平的交易以及接受贿赂都算贪污的行为。通过以上方式所谋取的钱财或物品都是哈拉目（非法的）。     

怎样认识伊斯兰教法与国法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依法治国的今天,作为穆斯林当明确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那么,穆斯林该如何认识伊斯兰教法和国法呢？ 一、《古兰经》是伊斯兰教法典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最高经典,是伊斯兰教法的基本渊源,是由先知穆罕默德圣人传达给人类的真主的启示。内容包括教义、穆斯林基本义务、伦理规范、社会习惯、历史故事和教诲箴言等,分＂麦加篇章＂和＂麦地那篇章＂两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