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念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正念在促进亲社会行为上的表现逐渐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针对正念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展开探索。已有的理论研究认为正念可以通过提高注意力、身体意识、去具体化能力、积极情感体验、情绪调节能力和减少自我感来促进亲社会行为;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特质正念能够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正念干预通过提高共情能力、同情体验、情绪调节能力以及去自动化认知来促进亲社会行为。未来研究需要在完善系统的正念—亲社会行为理论框架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正念对亲社会行为的不同影响及其机制,关注潜在的消极影响,同时发展生态效度更高的研究方法或指标来考量正念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提升正念干预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长期有效性与普适性。     

亲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系统整合模型及启示

近10年来,对亲环境行为前因变量的研究逐渐从行为主体的个体内部因素转向行为相关的社会外部因素。本文对影响亲环境行为的个体、群体以及社会层面的相关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包含微观(个体内部因素)、中观及宏观(外部情境因素)不同层次的前因变量,并对亲环境意愿与行为加以区分的系统整合模型。根据该模型的理论框架,指出未来对亲环境行为研究的具体方向及对我国环保工作的启示。     

行为免疫系统对个体就医行为倾向的影响

研究首次考察了行为免疫系统与个体就医行为倾向的关系。3个研究一致显示：行为免疫系统特质性激活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容易对就医持消极态度和延迟就医; 情境性激活行为免疫系统会使得个体更不愿意就医和更倾向于延迟就医; 且行为免疫系统激活对就医态度和就医延迟倾向的影响以对就医感染风险的感知为中介。这支持了进化失配假说, 提示行为免疫系统对现代医学可能缺乏进化的适应性, 并为理解现代人类就医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能力社会比较与归因反馈对不诚实行为的影响

社会比较作为认识自我的一种方式,对个体心理与行为的诸多方面产生影响,但对于社会比较如何影响不诚实行为以及归因反馈在其中的作用,目前尚不清楚。在3项实验中操纵了不同方向的能力社会比较,探讨其对不诚实行为的影响(研究1)以及归因反馈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2)。结果发现:(1)相比于向下比较和无比较,向上比较会增加个体的不诚实行为;(2)归因反馈调节上述影响:向上比较后,相比于给予能力反馈,给予努力反馈可以减少个体的不诚实行为。本研究拓展了社会比较后效研究,对如何减少社会比较引起的不诚实行为具有重要启示。     

职业乐观对组织承诺、求职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职业乐观是影响个体职业适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以往文献大多认为职业乐观是有利的,然而职业乐观的个体也会出现求职行为,导致对现有工作的专注程度降低的负面影响。为了探讨职业乐观的双刃剑效应及其边界条件,通过2个时间点问卷调查法对581名企业员工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职业乐观对求职行为和组织承诺均有正向影响;(2)易变职业生涯定向在职业乐观对求职行为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工作归属感在职业乐观对组织承诺影响中起中介作用;(3)心理授权在职业乐观对易变职业生涯定向的影响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在职业乐观对工作归属感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歧视知觉对初中生的合作倾向与行为的影响

本文通过两个研究揭示歧视知觉对初中生合作倾向与行为的影响, 研究1采用问卷法对752名初中生进行为期一年的追踪, 运用潜变量交叉滞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歧视知觉与合作倾向之间的纵向预测关系; 研究2采用动态公共物品困境实验考察歧视知觉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以及群体类型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初中生的歧视知觉与合作倾向存在显著负相关; T1合作倾向可负向预测T2歧视知觉, T2歧视知觉可负向预测T3合作倾向; (2)在公共物品困境前三轮投资比和贡献率上, 歧视知觉和群体类型的交互效应显著; 而在后三轮仅发现歧视知觉在投资比和贡献率上的主效应, 以及群体类型在贡献率上的主效应。以上结果表明, 歧视知觉与合作倾向之间存在纵向螺旋式影响; 歧视知觉对前期合作行为的影响受到群体类型的调节, 但随着互动时间延长, 该调节作用消失。     

基于作答时间数据的改变点分析在检测加速作答中的探索——已知和未知项目参数

相对于传统的离散作答数据, 作答时间作为连续数据, 可以提供更多信息。改变点分析(change point analysis)技术在心理和教育领域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本文一方面对改变点分析在心理测量领域的应用进行了一个综合的总结和分析; 另一方面, 将基于作答数据的两种改变点分析统计量推广到作答时间数据, 将改变点分析技术应用到测验异常作答模式：加速作答speededness的检测上。采用两种检验方法：似然比检验和Wald检验, 分别在已知和未知项目参数的条件下, 实现异常作答模式的检测。结果表明, 所采用的方法对于加速作答行为的检测具有很高的检验力, 同时能够很好的控制I类错误率。实证数据分析进一步表明本文中所使用的方法具有应用价值。     

想象性群际接触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内隐性别偏见的中介作用

为考察想象性群际接触对内隐性别偏见与合作行为的影响,采用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C-IAT）和三种合作范式进行了两个实验。结果发现：与对照组相比,（1）积极想象性接触能显著降低不同性别个体对异性的内隐性别偏见。（2）积极想象性接触仅能显著增加个体在囚徒困境中的合作行为,内隐性别偏见起部分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积极想象性接触既能减少个体对异性群体的内隐性别偏见,并可进一步促进两人情境中与异性间的合作行为。     

助推手卫生的行为干预策略

保持手卫生是感染防控的重要策略, 但是如何提高其依从性成为预防传染性疾病和减少医疗机构获得性感染的一大挑战。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的手卫生助推干预以更“隐性”的方式将洗手转变为一种可自动触发的行为习惯, 弥补了以知识分享和健康宣教为主的传统手卫生干预策略的诸多局限性。基于影响机制的不同, 手卫生助推干预策略可分为提供决策信息、优化决策选项、影响决策结构、提醒决策方向4个大类的框架体系。多模式助推策略的有效性也已在实践中得到印证, 但目前还非常缺乏在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下开展的助推洗手行为的干预研究, 今后可尝试基于行为科学理论有针对性地在医院、学校和社区等公共场所开展此类干预研究和实践, 为感染防控、疾病预防和改善公共健康做出相应的贡献。     

补偿他人还是保护自己?内疚与羞耻情绪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差异

作为两种常见且易被混淆的自我意识情绪, 诸多研究者对内疚和羞耻的产生前因及影响后效进行研究, 尤其是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关注两者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 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存在差异, 内疚的影响更为稳定及具有普适性, 羞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更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不同影响可从动机机制和调节机制两方面进行解释。首先, 动机机制包括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以及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维护社会互动中的公平; 弥补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降低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修复人际关系, 重新获得他人或自己的接纳与认同。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释放消极的情绪状态; 维护积极的自我形象和声誉, 修复自我; 保护自我, 防止后续伤害及不良后果。总体而言, 内疚者关注过失行为及后果, 侧重于对受害他人的补偿或对与他人关系的修复, 而羞耻者关注整体自我的受损, 侧重于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己社会形象的修复, 基于此,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内疚与羞耻影响合作行为的动机机制对比模型图。其次, 调节机制涉及到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其中个体因素包括认知因素、社会价值取向、自我控制能力、情绪特质和情绪状态, 情境因素包括暴露情境和掩蔽情境、实验情境和日常情境、相关情境和不相关情境。具体而言, 内疚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的较少受情境的限制, 而羞耻受情境因素限制较多, 在暴露情境、相关情境中更能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 而在掩蔽情境、不相关情境中, 羞耻较难影响个体的合作抉择, 且无论是实验室情境还是日常情境, 内疚似乎都比羞耻更易影响合作。最后, 鉴于内疚与羞耻的诱发和测量方法的有效性仍需检验, 两种情绪对合作行为影响的过程机制和生理机制仍不明晰, 个体因素影响的研究尚不充足以及跨文化研究较为缺乏, 未来研究可以从内疚和羞耻诱发与测量方法的有效性, 情绪作用发生的内在过程和生理机制, 情绪影响的个体和文化差异这几方面进行扩展和深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