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自我描述归类与人格维度特点

对青少年自我描述的内容进行归类时发现,依据不同的归类标准会得到不同的人格结构。500多名青少年学生提供了620个不同的对自我的描述,除9个项目属于对身体和家庭状况的描述外,所有的人格特征既可以归属到中国青少年人格结构的19个二级因素,又可以归属到西方大五人格结构的30个层面。这一结果表明,外显的人格特征分类无法准确表达人格结构的实际构成,人格结构的确定还需要实证评定及对内隐结构的探索。文中还讨论了心理学研究中国化（本土化）的思路与策略。     

牧人四"感"

服侍神是一件极为神圣的事情,所以神对服侍群体更有着特別的要求.就像当年晓谕摩西一样,对利未人的职责和要求都与一般的以色列民大不相同.在新约时代中,保罗对提摩太的要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     

一个参与者眼中的行为遗传学史上的里程碑

行为遗传学的历史,从横切面看,就好似一个由心理学、遗传学、生物学、进化论、人类学、人口学、生物统计、社会学以及法哲学等学科组合成的万花筒。任何一对学科的演进都呈正相关。虽然任何一对学科都不至于相互否定,但是,他们各自独特的历史和人物,又使得每一对学科并不完全相似     

做一个不断长进的牧者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教会中信徒不会苛求牧者成为完全的人,但弟兄姐妹希望自己的牧者无论在讲道、教导,还是在灵命与为人处世方面都能够显出长进来,能够不断地向成熟迈进,而不是处在停滞状态中。使徒保罗在劝勉传道人提摩太时也特别强调这一点,他提醒提摩太“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组织行为的完全归因模型

本文首先阐述了对组织行为进行归因认知的必要性,分析了组织行为的认知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全归因"的概念并分析其要素与过程.为推进归因理论的社会应用,本文进一步给出了完全归因的初步模型.该模型充分考虑时空环境和心智环境的复杂性,并将归因推断与归因效果分析统一起来,对组织行为的归因认知过程进行了完整的描述.     

公务员角色扮演的伦理思考

公务员应当是社会正义的维护者、公共精神的践行者、伦理道德的垂范者,应当遵循公益至上、公而忘私、公道正派、严谨勤政、廉洁高效的角色道德规范.公务员在角色扮演中存在着多重角色、公共利益与个人私利、权力与权利、人格的独立性与依附性之间的冲突,以及角色扮演中的角色定位混乱、权力运用偏差、责任担当不足、道德修养欠缺等问题,对此,可以通过社会调控以及公务员的道德自觉加以解决和克服.     

试论慈善行为的发生

慈善行为对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同情或者恻隐之心是慈善等道德行为的微弱原始激发动力。要实现慈善行为的最终落实,离不开正义社会制度的安排和慈善道德教育的熏陶。而要实现个体经常性慈善行为,还必须大力培育个体慈善义务和责任。     

论反思性道德的向度——对杜威道德哲学的实践性解读

近代以来的道德哲学以人之自然本性或者人之超验理性为其基础,而杜威却要摆脱这两者的限制,力图走第三条道路以兼顾两者的合理成分.他把人之境遇性的生活实践作为道德存在之基础,并在此之上解构反思性道德的封闭性,继而建构它与生活习俗、行为实践之间的连续性,凸显它们之间的张力性关系,如此就把反思性道德看作是一个不断开放、发展、与生活世界之间充满张力的实践过程.     

累并快乐着：服务型领导的收益与代价——基于工作-家庭资源模型视角

服务型领导被以往大量研究证实能够对下属产生积极的影响效果。然而, 我们对服务型领导如何影响领导者自己还知之甚少。基于此, 文章根据工作-家庭资源模型, 探讨了服务型领导的收益与代价。采用经验抽样法, 对广州市76名企业单位中的主管进行为期5天的日记研究, 并运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主管每日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既可以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 从而改善工作-家庭关系, 又可能会引发资源损耗, 从而恶化了工作-家庭关系。主管感知的组织支持是服务型领导行为双刃剑效应的“门阀”, 当主管感知到高的组织支持时, 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会带来更多的积极情绪, 而当主管感知到低的组织支持时, 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可能更容易增加资源损耗。以上结果能拓宽我们对服务型领导影响效果的认识, 并为如何干预服务型领导行为提供一些新的启发。     

补偿他人还是保护自己?内疚与羞耻情绪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差异

作为两种常见且易被混淆的自我意识情绪, 诸多研究者对内疚和羞耻的产生前因及影响后效进行研究, 尤其是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关注两者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 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存在差异, 内疚的影响更为稳定及具有普适性, 羞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更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不同影响可从动机机制和调节机制两方面进行解释。首先, 动机机制包括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以及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维护社会互动中的公平; 弥补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降低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修复人际关系, 重新获得他人或自己的接纳与认同。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释放消极的情绪状态; 维护积极的自我形象和声誉, 修复自我; 保护自我, 防止后续伤害及不良后果。总体而言, 内疚者关注过失行为及后果, 侧重于对受害他人的补偿或对与他人关系的修复, 而羞耻者关注整体自我的受损, 侧重于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己社会形象的修复, 基于此,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内疚与羞耻影响合作行为的动机机制对比模型图。其次, 调节机制涉及到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其中个体因素包括认知因素、社会价值取向、自我控制能力、情绪特质和情绪状态, 情境因素包括暴露情境和掩蔽情境、实验情境和日常情境、相关情境和不相关情境。具体而言, 内疚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的较少受情境的限制, 而羞耻受情境因素限制较多, 在暴露情境、相关情境中更能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 而在掩蔽情境、不相关情境中, 羞耻较难影响个体的合作抉择, 且无论是实验室情境还是日常情境, 内疚似乎都比羞耻更易影响合作。最后, 鉴于内疚与羞耻的诱发和测量方法的有效性仍需检验, 两种情绪对合作行为影响的过程机制和生理机制仍不明晰, 个体因素影响的研究尚不充足以及跨文化研究较为缺乏, 未来研究可以从内疚和羞耻诱发与测量方法的有效性, 情绪作用发生的内在过程和生理机制, 情绪影响的个体和文化差异这几方面进行扩展和深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