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干细胞起源与鉴定方法研究现状

CSC理论使人们对恶性肿瘤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为临床治疗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该理论改变目前以全部癌细胞为目标的药物治疗策略,将使治愈肿瘤成为可能。分离和鉴定CSC是CSC靶向治疗的第一步。本文就CSC的起源和鉴定方法做一简要综述。     

当代中学生性别角色发展现状调查分析

为揭示我国中学生性别角色的发展现状以及发展中的问题和特点,本研究采用最新本土化的性别角色量表(CSRI-50)对初中生、高中生进行调查,发现:各年级段的双性化、未分化、单性化(男性化与女性化)比例各约占30%,双性化替代单性化成为中学生性别角色发展的新趋势,未分化现象也极为普遍;我国青少年双性化发展较国外已提前至青春期,初三、高三升学、恋爱等重大生活事件对个体的适应和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从而催生大量双性化并大幅减少未分化,这两个个年级可能既是双性化发展又是抑制未分化的重要时期;此外,中学女生双性化发展明显优于男生。     

大学生家庭功能、心理弹性与自我分化的关系

研究了378名大学生心理弹性在家庭功能与自我分化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1)家庭功能亲密度、适应性与心理弹性、自我分化均呈正相关;(2)心理弹性的情绪控制、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三个因子对自我分化有一定程度的预测作用;(3)层级回归发现,在同时考虑心理弹性各因子的影响时,对自我分化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的家庭功能亲密度β值下降且显著性水平降低。结论:心理弹性的情绪控制、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三个因子在家庭功能亲密度与自我分化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人格分化的智力假设

人格与智力是个体差异中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方面,人格随智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分化,智力影响了特定人格维度之间的相关。尽管人格分化的智力假设尚未获得一致性的证据,但它却暗示了智力对人格结构的潜在影响。由于人格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可能因受测者的能力水平而异,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在使用统一测量工具的基础上,尽量扩大被试的能力范围,采用多重评估或集合评定的方法,使人格测量真正独立于受测者的认知能力。     

转识成智

佛教的“转识成智”,是一种通权达变、灵活变通的智慧思想。比如从人生的“苦”中发现积极的一面,予以承担,并且从中解脱出来,转苦得乐。现代成功心理学的“挫折、失败正是成功的机遇”;“贫穷是发愤图强的催化剂”;把学习的艰苦和压力当作磨炼心志的甘露,开发学习潜能等。这就是转识成智。佛教的“转识成智”,与现代心理学的转视法异曲同工。     

整合相关职业资源推动医学模式转变

当代知识的高度分化使得我们的知识结构趋于专一化,因此,我们难以通过改革医学教育使医务卫生工作者以及医学生获得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要求相适应的综合性知识结构,这是导致我国医学模式转变困难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可以选择通过整合社会工作师、心理治疗师等相关职业,组建由医师、护士、药师、心理治疗师、社会工作师共同组成的医疗卫生服务团队,借助不同专业人员的相互配合,克服个人知识结构专一化制约的路径来实现医疗卫生服务模式的转变.     

成体干细胞可塑性研究中的若干哲学思考

随着干细胞生物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成体干细胞被发现可以分化成组织来源与其无关的其他系统的细胞,即成体干细胞的可塑性.但是最近不断有学者对其提出质疑,认为可塑性可能是与"细胞融合"或成年组织中的"多潜能成年祖细胞"有关.面对可塑性上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我们在热切关注其研究进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连串的哲学思考.     

浅析儿童在绘画中创新能力的培养

教师的责任不是把学生训练成像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人,而是要让每一个学生都发挥自己的创造潜能,让学生拥有独特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人的头脑不是一个要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支需要被点燃的火把.     

社会判断偏差的分化研究：人物因素的影响

实验采用投射的方法,利用图片和问题材料,考察了128名本科生对物、事、人的社会判断偏差的分化现象。实验结果表明：1）社会判断内在的宽大效应存在局限性,它是有条件限制的,受到所介入的人物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分化现象;2）对物与事的评价中,突出了对性别判断标准的差异;3）在社会人的对比中,容貌、性别、背景在对同一事件的判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使社会判断出现偏差分化。     

市场条件下中国的阶层分化与劳资冲突--与马克思时代对比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结构的演变,其主要特征是资本家与工人阶级在权力、收入方面的分化与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由于其不可调和性而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本文通过对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变化,特别是所引致的劳资关系状况的研究,认为在变化了的情况下,中国尽管同样出现了劳方与资方在权力、收入维度上的分化,但是因中间阶层的出现而更多地呈现出"层级谱系"特征,这一多阶层的共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马克思时代的"二元阶级对立".但是,由此出现的阶层间的结盟和风险转嫁会使社会低层处于不利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