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的“知识分化”与“专门之学”萌芽——从几场论辩谈起

清乾嘉间学术界发生了一连串激烈的学术论辩,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义理、考据、辞章之争。虽然目前学界的研究结论是学问大分三途、仍以义理为归。义理仍担当着学问之大本的地位。但若仔细疏理论辩各方的立意与理据,重构论辩议题的发展与转折,不难看出其结局应是道术分裂、知识分化。不仅辞章之学家派林立,技艺性知识兴起,做为学问大本的义理,也不再以程朱为唯一指标,礼学代表的新秩序正披靡学界。而其中作为转折关键的,正是以考据为主轴的新学术从其内部所产生的多种专门之学。本文分疏论辩主题,最终指出以考据学称呼清学是不精确的,清学应被称为专门之学。     

轴心期前后:“神”的原貌及其分化

雅斯贝斯说过,在轴心期,"理性和理性地阐明的经验向神话发起一场斗争(理性反对神话),斗争进一步发展为普天归一的上帝之超然存在,反对不存在的恶魔,最后发生了反对诸神不真实形象的伦理的反抗。"然而,雅斯贝斯的上述判断应当说显得过于笼统。事实上是,经过轴心期,古代中国、印度、希腊、犹太呈现出十分不同的神观,或者分道扬镳,或者殊途同归。这包括:(1)中国的宗教信仰最具连续性特征,当然,不只中国,古代埃及和巴比伦也是如此;(2)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犹太民族的"神"体现了典型的断裂性或突破性特征,并且无比彻底;(3)希腊的情况最初与中国十分接近,即古老传统并没有改变,但之后由于基督教包括犹太教的渗透和传播,又逐渐融入断裂的或即革命的崭新宗教样式;(4)相比之下,印度宗教的演化可能最为复杂:其经历了由传统到断裂,复由断裂再回归传统的过程。总之,轴心时期诸文明的神观各不相同,宗教之路各不相同。雅斯贝斯的论述或观点实际上存在着概念的模糊与混淆,在他这里,神话与神观是几乎不分的,精英与大众是几乎一样的,无神论理性等同于宗教伦理,东西方的神观或宗教看上去完全相同或根本没有差别,而这实际上是将轴心期的作用或意义概念化或夸大化了。     

无意识:内部还是外部?——从弗洛伊德到拉康

自无意识被发现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深化了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认识。其所构造的多重内外现实之区分模式不仅重构了人类的精神结构,同时也动摇了古典形而上学及认识论的基础。而拉康借结构主义潮流,在其符号—想象—实在三联体基础上,以语言"外部决定论"与"实在之外在"等阐述不断深化、也重新定义了精神结构所内在的多重复杂内外关系。     

亚里士多德关于“在实体上的优先性”的论述

亚里士多德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如果X能够独立于Y而存在,而Y不能独立于X存在,那么X便“在实体上优先于”Y。本文充分考查亚里士多德关于此话题的种种论述,旨在指出主流观点的不足。根据本文的解读,如果X解释了Y的“存在”或者Y的“本质”,而Y不能解释X的“存在”或者X的“本质”,那么X便“在实体上优先于”Y。与主流观点相对照,本文的解读有如下特点:主流观点是“非解释性的”,即,X并不解释Y的“存在”;而本文的解读是“解释性的”,即,X解释了Y的“存在”或者Y的“本质”。     

贫富分化问题的伦理学分析

我国当前的贫富分化现象是一种“社会恶”,其不仅在现实层面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在社会发展目标上阻碍和谐社会建设,而且在心理层面影响人的幸福感知,从精神层面动摇国家和民族的伦理基础,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从伦理学视角看,其形成原因一是制度设计内蕴的伦理缺陷所致,如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衍生出贫富差距,政策倾斜造成地区之间、居民之间贫富差距拉大,行政性行业垄断导致分配不公,社会保障制度的伦理缺失使得反贫困乏力等；二是非制度性因素的道德失范,如权力腐败和非法致富,贫困亚文化的道德惰性等.消除我国贫富分化现象应注重制度伦理建设,匡扶社会正义；秉持“善治”理念,维护社会公平;培养贫困群体积极的自我体验,引导其主动增权.     

利益分化与整合的功能关系探析

社会利益主体可以按拥有利益资源的多少分为强势主体和弱势主体 ,按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分为高位主体和低位主体。社会利益的分化和整合是这些利益主体谋求自身利益的手段、方式或机会。在通常情况下 ,高位主体和弱势主体倾向于选择利益的整合 ,低位主体和强势主体倾向于选择利益的分化。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既相对立 ,又相依赖 ,这就造成了利益的分化与整合呈现出既相反相斥 ,又交融互修、交替互补的局面。为了实现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需要保持利益分化与整合的必要张力和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