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直道与情理圆融:对“亲亲相隐”命题的新探析——从出土文物看早期儒家亲情本位的伦理智慧和价值旨趣

在出土的汉代文物中,存在着一批表现儒家"亲亲相隐"观念的画像和铭文(习称汉画),为考察早期儒家亲亲相隐这一学术公案和消除当前相关研究中的诸多疑问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亲亲相隐是对血缘亲情的维护,亲属之间的相互保护是率真的表现,是对人性的尊重,"隐而任之"兼顾了亲情和公义,是亲亲相隐中的责任担当。亲亲相隐与血亲复仇是孝悌思想的两个重要侧面,同根相生,儒家对血亲复仇的重视与播扬,是在亲亲相隐流播线路上安装的预防滥隐闸门,体现了儒家对亲亲相隐利与弊的深入鉴察,对可能出现的徇私枉法行为提供了有效制约。司法腐败无论是品格还是意趣,都跟儒家的亲亲相隐别同霄壤,亲亲相隐本身并不具备生发司法腐败的基因。亲亲相隐题材汉画是早期伦理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面深入地考察早期儒家孝道伦理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铜簠

铜簠，西周晚期青铜器。高16．21厘米，口长28．5厘米。口宽24．8厘米，足长17厘米，足宽14厘米。2000年6月沂源县南麻镇西鱼台遗址出土。器与盖造型基本相同，呈长方形。腹斜收，圈足。每边中部有缺口．两侧各置简化兽耳一对。其口沿饰变形凤纹，腹部饰窃曲纹，圈足饰重环纹。     

金耳坠

金耳坠,战国时期首饰，通长约7．3厘米。1992年临淄商王墓地出土。该副金耳坠由金丝、金片、绿松石坠、珍珠和牙骨之类的串饰等组成。上部是以线纹金丝组成的网状锥体。锥体上端有横穿可以佩戴，四周镶嵌四颗圆形绿松石片。     

铜凤纹鼎

铜凤纹鼎，战国时期青铜器。高11.5厘米，口径8.8厘米，腹径11.7厘米，盖径11厘米。1992年临淄王墓地出土，敛口，腹微鼓，盖面上弧，上列尾状三环钮。     

乐喻的变迁——“金声玉振”说的诠释与比较

在中国古代文化对抽象思想的建构与呈现中,音乐譬喻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最知名者即“金声玉振”。孟子用该乐喻表彰孔子的圣德,朱熹则以之阐发“致知在力行之先”的观点。俞樾重新掘发赵岐疏解,对朱注提出挑战,其说表明“金声而玉振之”是一句完整的引文,且具有另一种诠释的可能。竹帛本《五行》为俞说提供了支持,并从德性与德行、心灵与身体、工夫与境界、礼乐与社群等层面丰富了乐喻的思想意蕴。对“金声玉振”的诠释史进行考察,为管窥思孟学派的发展提供了独特视角,同时也有助于重审出土文献的学术意义。     

铜鸟柄灯

铜鸟柄灯，战国时期青铜器。1992年临淄商王墓地出土，敞口，壁内弧，浅盘，平底略下凸，粗柄，中腰呈倒葫芦形隆起，喇叭形圈足，盘中央有一锥形烛柱。在盘底一侧伸出一圆柄，柄上铸一只小鸟，低首引颈，口衔灯盘，双翅合羽，尾部上翘并呈扇形散开。     

20世纪的易学研究及其重要特色——《百年易学菁华集成》前言

回顾20世纪的易学研究,其中有两件最重要的"大事":一是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学者们用新的研究视野和历史观念对易学展开了全新的研究,在《周易》经传研究、易学史研究、象数与义理研究上都取得了巨大突破;二是一些极具研究价值的易学考古文献的发现,展现了早期易学的丰富面貌,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考量一些历史成说,这在今后的易学研究中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今天的易学研究只有"面向易学作为经学的事实本身",才能使源远流长的易学文化得到真正的继承与发扬,更好地应对时代和未来的问题。     

出土文献与早期道教

正2016年3月出版/431页/99.00元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哲学宗教研究系列"之一。本书立足于考古新材料,结合有关传世文献,广泛借鉴前人成果,运用缜密的逻辑分析,通过翔实的文献梳理和考证,就某些重要议题加以论述和概括,提出若干新见解,丰富和发展了早期道教史的理论建构,对出土文献研究亦有积极意义。在研究方法上,本书援入多种手法展开跨学科、立体式的综合研究,遵循"二重证据法"的原则和精神,注重收集出土文献及考古实物,深入发掘材料背后蕴含的丰富信息,并将其与传世文献进行比对和参证,借此     

错金银铜盒

错金银铜盒，战国晚期青铜器。高12．4厘米，口径12．5厘米，腹径15厘米，底径9．4厘米，盖径14．4厘米。1992年临淄商王墓址地出土，子母口，口沿部有一对环钮。腹微鼓，平底，圈足。     

出土文献中的易卦符号再认识

目前所发现的出土文献中的易卦符号,不是数字卦,也就是说并非由数字构成。数字卦所谓的集中说,十进位数制说都不能成立。这些易卦仍然是由符号构成的,对出土的易卦符号要区别经文和实际占筮,在实际占筮中应该是由四象符号构成,而在经文中则就是阴阳卦画。出土文献中两组并列的易卦,一般看作是本卦和之卦的关系,但不符合本卦和之卦的出卦概率,而符合两次占卦的出卦概率,因而实际可能是两次占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