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佛学研究焕发出旺盛持久的生命活力——庆祝方立天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从教五十周年

(2011年9月18日)今天,各界朋友齐聚一堂,共同庆祝方立天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从教五十周年。方立天教授是享誉海内外的佛教史学家、哲学史学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学术成就,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出     

蒙上帝喜悦的祷告——祷告的现实意义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因为我们在生命和生活中遇到了自己难以或者无法解决的问题。用祷告作为如愿以偿的方式是十分错误的,却是我们常常在祷告生活中运用自如的。还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用祷告的技巧来改变上帝的旨意,这是十分危险的。我们的祷告是与上帝亲切的对话,从而在上帝的里面寻求人生的答案和生活的需要。     

谈谈做礼拜

“做礼拜”是信徒惯用的口头语。“礼拜”一词,同时也为外界人士所取用,如厂礼拜,大礼拜等。不过我们所说的礼拜与他们所说的涵义截然不同,我们是专指敬拜真神而言。这一词在和合本圣经中,除译为礼拜外,还有译为敬拜的,也有单译一个拜字的;在英文圣经中则一律用worship一字,笔者认为译作敬拜好。 一般教会做礼拜的仪式。     

瓦尔拉斯经济学的局限与拓展:亲社会偏好模型的兴起及其意义

瓦尔拉斯体系假设纯粹自利偏好的个体依靠完备契约和第三方无成本实施来维持社会运转,这在一定程度上并不符合社会运转的真实情况。更加符合现实的思路是个体偏好中并不仅仅包含自利偏好,而且包含亲社会性的他涉偏好,只有在个体具有愿意付出成本实施某种亲社会行为的偏好时,社会才可能得以存在。本文主要分析经济学领域近年来兴起的亲社会偏好模型及其对瓦尔拉斯体系的拓展,并讨论了这种趋势的经济学含义。     

着眼于"大"的美学——简评张涵的《新人间美学》

《新人间美学》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人间;不是情感,而是新人类与大人格;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艺术,而是与大生命互补互动的大艺术。这种大艺术的无限时空和无限对象,就是由天、地、人建构的大生命或曰大生命网本身。     

墙角的那株番茄

无人播种,或许它只是一个弃儿。秋风瑟瑟,我心疼它一天天枯萎。但在这之前,很多时候,它令我驻足,令我感动:感慨一株植物也有追求生命长度的那份执著。它,是墙角的一株番茄,一株不经意间也会诠释生命意义的植物。过去,它只是一粒来历不明的种子。不知是随风飘来,或是鸟口中无意唾落,亦或被人们无意遗弃。不知道耐过多少时日,它孤独地蹲守在墙角,默默无闻,静静地等待。阴冷的墙角感受不到阳     

舍己救婴孩

今年5月中旬的一天,一位从江西来邵武打工的姜美旺才出生8个月的男婴姜过江因患小肠疝气,肠子绞在一起,婴孩已不省人事,双目垂闭,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婴孩的父母,在家里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孩子的母亲放声大哭。哭声惊动了住在附近的几位基督徒,首先是房东游彩风姊妹,她对孩子父母说:“赶快送医院抢救。”孩子的父母哭着说:“     

马克思“精神生产”概念的当代辨析

“精神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概念,“精神性”和“生产性”是它的两个重要特征。在马克思的哲学视野中,“精神生产”的精神性和生产性都蕴含在实践概念中,“精神生产”作为人类特有的感性活动,它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并随着社会分工的推进而不断深入,最终指向“自由自觉活动”的人类实践目标。在经济学视野中,马克思将“精神生产”置于生产主义批判的语境内,“生产性”体现为资本主义的增殖性特征,从而使得“精神性”价值沦为生产主义的外在表现。20世纪中后期以来,“精神生产”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非物质劳动和文化逻辑等理论开启了研究当代社会中精神性渗透和生产性弥漫等特征的新方式,由此产生了关于新型生产劳动者变革的“生命政治学”趋向,为此人们应当审慎对待这一问题。     

秒回?信息通讯技术时代的职场通讯压力

职场通讯压力是指员工想要快速回复基于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工作消息而体验到的紧迫性, 现有研究对其成因及影响路径的探讨较为零散且缺乏系统性认识。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并结合努力-恢复模型, 讨论作为工作要求的ICT使用以及作为个人要求/资源的个体因素对职场通讯压力的前因作用; 探讨职场通讯压力因阻碍恢复活动而对员工身心健康以及工作和家庭领域产生的消极影响, 以期增进对职场通讯压力的全面了解, 丰富现有研究对ICT使用后果的认识, 并为未来研究的展开以及员工职业心理健康干预实践提供参考。     

“均”与“寡”阶段性变动下中国居民公平感的变迁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重复截面数据,通过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对居民公平感的时代变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公平感在年龄上呈“J”型趋势;从时期效应看, 2008年公平感较高, 2010～2013年在低谷徘徊,2015年以后又开始回升;从队列视角看,建国前出生队列公平感偏低,建国后初期的队列相对较高,“50”后有所下滑,从“60”后开始公平感持续走低,到“80”后跌入低谷,但“90”后又开始升高。从1949年前后“寡且不均”到建国初期阶段的“寡且均”,再到改革开放40年快速经济增长下“不寡但不均”的社会变迁过程影响了居民的公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