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直觉决策及其机制探析

道德直觉决策研究是从直觉思维角度探讨决策者在道德境遇下的决策。道德直觉决策是道德情境下的直觉反应, 其理论基础包括躯体标记假说、社会直觉模型、双加工理论、事件特征情感复合体系以及双系统理论; 道德直觉决策机制至少包括：无意识加工、情绪加工和直觉加工三个基本的心理加工过程, 与之对应的神经系统则至少存在三个可能的脑神经回路：无意识加工的道德脑区、情绪加工的道德脑区和直觉加工的道德脑区。研究主要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分析了道德直觉决策的一般性影响因素--文化、道德境遇、经验、情绪和道德直觉; 揭示了道德直觉决策的加工机制。未来研究应在加强理论建构的基础上, 通过更缜密细致的实验设计去探究决策过程中各因素的交互作用, 并明确道德脑区之间的联结。     

终末期肾病患者替代治疗方法的临床决策

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和肾移植是终末期肾病患者替代治疗的主要方法,三种治疗方法各有优缺点。临床上应根据患者原发病因、替代治疗并发症、卫生经济学、生存质量、所在地医疗条件、非医疗因素等作出科学临床决策,最大限度延长患者生命,提高生存质量。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四项措施推进基层宗教工作责任制落实北大核心

近年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紧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和中央、省委、市委、区委宗教工作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全面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夯实责任,狠抓基础,有力推进了基层宗教工作责任制落实。     

彩色多普勒超声在人工动静脉内瘘并发症中的临床决策评价

由于血液透析的广泛应用,尿毒症患者的生存时间显著延长. 建立并保持良好的血管通路是长期慢性血液透析的前提条件.彩色多普勒超声作为一种无创性检查方法,在人工动静脉内瘘血管通路的监测中发挥着重要的临床价值.本文评估彩色多普勒超声在人工动静脉内瘘并发症临床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中学生消费决策风格的特点及其与家庭理财教育方式的关系

该研究以377名中学生为被试,探讨了中学生消费决策风格的特点及其与家庭理财教育方式的关系。结果表明:(1)中学生消费决策风格部分符合Shim(1996)提出的二阶模型(包括质量导向、非理性导向、享乐导向和价格导向等四个二阶因子);(2)中学生消费决策风格的年级差异不显著,性别差异显著,男生在品牌导向上高于女生,在流行导向和娱乐导向上低于女生;(3)中学生消费决策风格可划分为决策随意型、决策紊乱型、决策理智型和决策实惠型;(4)父母消极的理财教育方式会导致中学生形成非理性导向或享乐导向的消费决策风格,而积极的教育引导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中学生的非理性决策风格,促进其形成质量导向的决策风格。     

时间感知在跨期决策中的作用——时间决策模型的新探索

“时间”是跨期决策的“必需品”, 人们感知到的延迟时间决定跨期决策的结果。近年来, 研究者发现“时间长度感知”、“时间资源感知”和“时间框架感知”是时间感知作用于跨期决策的主要方式。时间感知的神经作用机制包含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两种。“对数/指数时间折扣模型”、“感知时间基础模型”及“多模态漂移扩散模型”解释了时间感知的作用方式。然而, 现有理论模型还存在诸多局限, 主要包括“长短时距预测偏差”和“实际决策与预期决策偏差”两个方面。因此, 深入探讨时间感知影响跨期决策的基本方式, 分析现有理论模型的局限性并提出整合的机制框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未来研究亟需进一步整合时间感知的理论模型, 开展脑机制与应用方面的研究, 从深层揭露时间感知的作用本质, 帮助个人与社会更理性地决策。     

眼动操纵技术在决策研究中的应用前景：改变决策行为

眼动追踪技术因干扰性低、客观性强、获取数据丰富而准确等优点, 被广泛应用于行为决策研究。通过操纵眼动过程, 可使决策结果按照预期的方向改变, 建立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因果链, 为决策的干预研究提供思路。基于外源性眼动操纵、注视追随操纵这两类研究, 介绍了行为决策领域眼动操纵的基本方法及原理、常见操纵指标、操纵效果, 并分析和讨论了不同操纵类别的优缺点。在实验设计中考虑决策者策略及偏好的差异, 结合计算建模等方法进一步丰富操纵指标和分析方法, 并将该方法的优势拓展到其它领域是眼动操纵研究未来的重要方向。     

计算机化分类测验终止规则的类别、特点及应用

计算机化分类测验(Computerized Classification Testing, CCT)能够高效地对被试进行分类, 已广泛应用于合格性测验及临床心理学中。作为CCT的重要组成部分, 终止规则决定测验何时停止以及将被试最终划分到何种类别, 因此直接影响测验效率及分类准确率。已有的三大类终止规则(似然比规则、贝叶斯决策理论规则及置信区间规则)的核心思想分别为构造假设检验、设计损失函数和比较置信区间相对位置。同时, 在不同测验情境下, CCT的终止规则发展出不同的具体形式。未来研究可以继续开发贝叶斯规则、考虑多维多类别情境以及结合作答时间和机器学习算法。针对测验实际需求, 三类终止规则在合格性测验上均有应用潜力, 而临床问卷则倾向应用贝叶斯规则。     

价值哲学视域中的算法歧视与社会公正

算法是以数据为基础资源,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为目标导向的策略机制和运行程序,是人工智能的“中枢神经”和“灵魂”,它本身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在通过机器学习之类技术采集、存储、分析数据,进而进行自动化决策时,算法设计、编写的主体立场,支撑和训练算法的数据的来源和准确性,算法内蕴的价值负荷和价值选择,特定价值主体基于算法的行为倾向性,以及智能系统的自主评价和决策,都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算法歧视,影响社会公正的实现。相较人们熟悉的社会歧视现象,算法歧视更加广泛、多元,更加精准、有针对性,也更加隐蔽、“巧妙”。只有在社会智能化进程中,确立全体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将公正价值观“内嵌”到智能算法之中,并建立动态的评价、监督机制,才能对算法歧视进行必要的规制,重构智能时代公正的社会秩序。     

查尔斯·泰勒实在论思想辩难——兼论泰勒与罗蒂之争

查尔斯·泰勒持有一种强健而多元的实在论思想即“多元强健实在论”,并以此来批判罗蒂等人的“压缩实在论”。泰勒努力从根本上跳出笛卡尔以来的“中介认识论”传统,并发展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接触理论”来取代“中介理论”。泰勒的实在论思想可谓立意高远、愿景宏大,但在其内部又隐含着疑难：“框架塑造”与“本然描述”之间的张力。能否化解疑难,关系到其实在论思想的成败,而化解的关键在于从“框架”的高度恰当地理解“塑造”与“具身性”——框架的塑造本是具身的塑造。它可以同时容纳接受性与自发性、被动性与主动性,可以汇通因果性与可理解性。也正因如此,泰勒才坚持一种符合论的真理观,认为我们可以“如其所是”地描述独立的实在,从而与罗蒂的实用主义真理观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罗蒂洞见到“嵌入”与“符合”之间的张力,泰勒则借助于现象学的资源努力说明“嵌入”并不会导致“符合”的不可能。二者的思想交锋可谓精彩纷呈,却始终无法说服彼此,遑论达成一致,其根本原因是“框架”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