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冠病毒肺炎危重症患者引入缓和医疗的伦理论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尚无治疗特效药和疫苗。在继续加强防控的同时,把有限的资源优先放在探索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支持性治疗,积极建立和完善对重症、危重症患者及其家属的缓和医疗等方面,有利于患者群体利益最大化,经得起伦理辩护。缓和医疗有助于改善患者预后,降低住院病死率,有效缓解患者濒死痛苦;对医患双方而言,如果死亡已无可避免,帮助临终者走得平安、少些痛苦,是医学对患者最后的人文关怀。     

健康领域的跨期决策与健康行为

健康领域的跨期决策关系着个体和国民的健康和福祉。目前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参考传统金钱领域的相关理论模型和方法的阶段, 但健康跨期决策具有领域特异性, 沿袭金钱领域理论模型和方法, 导致该领域在研究方法和结果上存在较大的不一致性。健康跨期决策的行为后果是该领域关注重点, 多数研究均报告个体的低时间折扣率、高未来时间取向与其健康保护行为正相关, 与健康风险行为呈负相关。该领域也关注健康跨期决策的影响机制, 如决策对象和决策主体的核心特征等因素。未来研究亟需发展适用于健康领域的跨期决策模型和研究范式, 明确健康行为与跨期决策偏好的关系, 深入探讨健康跨期决策的内在选择机制, 并在健康行为干预和医疗卫生政策应用方面进行更多的尝试和探索。     

心理距离与后果严重性对人身安全决策的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决策者在为自己与不同他人决策时,其风险偏好存在差异。但是当对后果严重性不同的事件进行决策时,上述结果也并不总是如此。为了探究在人身安全情境中决策者面对后果严重程度不同的任务时,为自己和为他人决策时风险偏好的差异,实验一采用人际亲密度和决策所带来消极结果的严重程度分别操纵心理距离与后果严重性,结果发现决策者在后果严重任务中的决策比后果不严重任务更保守,为自己和为陌生人决策均比为最好朋友决策更冒险。这可能是由于决策者知觉到的决策责任不同所致。因此在实验一的基础上实验二引入决策责任这一变量,考察其在心理距离对风险决策影响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证明了我们的假设。     

负折扣现象:跨期决策中的自我-他人决策差异

负折扣现象作为一种违背时间折扣假定的现象越来越多地引起研究者关注。本文通过两种指标考察了为自己决策和为他人决策在负折扣现象上的差异。实验1运用二择一选择范式考察人们在为自己决策和为他人决策时对于何时发生负性事件的时间偏好。结果发现,相比较于为他人决策,为自己决策时被试更倾向于选择早些发生负性事件,即更容易产生负折扣现象。实验2运用测量时间折扣率的经典范式考察了人们在为自己决策和为他人决策时的时间折扣率。结果发现,为自己决策时比为他人决策时的时间折扣率更小,更容易出现负折扣率。总体结果表明,为自己决策比为他人决策更容易出现负折扣现象。从情绪卷入的角度看,我们推测,为自己决策时由于更多的预期负性情绪卷入,从而导致更容易产生负折扣现象。     

消费行为领域中的调节定向

调节定向理论(Higgins,1997)超越传统享乐主义动机,区分出“促进”和“预防”两种调节性动机系统,近年已成为消费行为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调节定向影响着消费者购物决策整个过程,受被试因素(文化背景、自我建构)、刺激因素(信息框架、解释水平、非言语线索、商品属性)和情境因素(决策时间距离、任务操纵)的影响,通过直接作用、调节关联效应和调节匹配效应三种途径决定信息的说服效果,并且受到精细加工可能性的调节.管理者应特别注意具体营销情境中的调节定向,合理利用调节匹配效应.未来研究应关注调节投入理论、调节定向的前因变量以及同网络购物情境相结合,并探索如何削弱预防定向对营销的不利影响.     

幸福的体验效用与非理性决策行为的偏差机制

基于体验效用的幸福包括预期幸福、即时幸福和回忆幸福,这三者有极其重要的本质差异,导致决策偏差和非理性。本研究运用行为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次从行为层次—信息加工层次—脑神经层次三个层面,立体地开展幸福感的体验效用与非理性决策行为研究。研究计划分为三个部分:(1)预期幸福、即时幸福和回忆幸福的本质特点和行为规律;(2)三种体验效用产生偏差的认知心理机制;(3)体验效用与非理性决策偏差的脑神经机制。通过系列研究,拟解决三个关键问题:(1)在人类判断与决策过程中,预期、即时和回忆三种效用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判断与决策?(2)三种体验效用出现偏差的信息加工特点和脑神经机制究竟是什么?(3)三种效用的偏差规律及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启示。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对决策理论研究的发展是一个贡献;对政府管理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避免"牺牲体验追求指标",解决"幸福悖论",同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实质性善理论:临床伦理决策的基础

目前,人们一般认为病人或病人的代理人有权与医生共同参于医疗决策,这使我们有必要对“价值”问题展开讨论,因为在临床实践中,对价值的不同理解暗示着不同的决策模式.在三种最基本的价值理论中,快乐主义理论和欲望满足理论预示着病人主观的意识经验或偏好是病人最佳利益的决定因素,它们都不能单独作为临床伦理决策的合理基础.而实质性善理论试图为我们提供何种事物使生活变得更好的实质性判断,虽然这一理论还有广阔的讨论空间,但可以引导医生与病人在各种价值之间达到平衡,做出更为有效的临床伦理决策.     

自动情绪调节对负性情绪面孔注意偏向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成语匹配任务启动情绪调节目标,在情绪flanker任务中考察了自动情绪调节启动对注意偏向的影响。结果表明,中性启动条件下,被试表现出对负性情绪面孔的注意偏向,而情绪调节启动条件下,被试对正性、负性情绪面孔的注意分配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说明自动情绪调节可以有效地减弱被试的负性情绪面孔注意偏向。     

不同沟通方式下群体决策信息利用分析

以180名被试组成45个四人群体．完成模拟人事选拔的问题解决型任务,通过对群体决策过程的信息提取数量和提取次序的分析,考察不同的沟通方式和信息分享程度对群体决策信息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不同沟通方式下,决策成员的讨论前偏好对最终决策的影响很大。（2）在不同的沟通方式下,分享程度不同的信息在决策过程中的提取具有差异,体现了不同的规律。     

不安全依恋者注意偏向的形成机制及神经基础

不安全依恋者的注意偏向是指依恋焦虑和回避个体对依恋信息产生或趋近或回避的注意偏好, 这一注意偏好使得个体形成了处理与依恋对象关系的特殊认知机制：依恋回避个体偏好采用防御性机制, 倾向于回避对依恋信息的注意; 依恋焦虑个体偏好采用夸大性机制, 倾向于夸大威胁性信息, 因而会积极寻求与依恋对象的亲近。不安全依恋者注意偏向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情绪信息、痛觉感受和工作记忆三个方面; 加工阶段特征主要涉及P1、N1波等代表的注意自动加工和LPP波代表的注意控制加工; 脑网络上主要包括两个子网络, 即负责情绪评估的边缘系统和负责情绪调节的以前额叶为代表的神经网络。未来研究中更应该关注刺激物的生态效度, 检验依恋系统是否激活, 不安全依恋者注意偏向的自动加工和控制加工阶段的关系, 不安全依恋者注意偏向产生的分子遗传机制以及注意偏向的跨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