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经权智慧——中西比较的视域

道德两难是中西思想传统都曾关注和思考的问题。道德两难的情况可以分为虚假的、弱的、强的三类。先秦儒家创造了高明的经权思想,并以之应对道德两难。如《春秋公羊传》提出了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三大法则,包括权衡法与两全法。中国传统的仁义冲突是"强的道德两难",是先秦儒学着重思考和巧妙应对的难题。道德两难的解决有时必须以当事人的毁灭为代价。通过与康德伦理学、萨特的存在主义伦理学以及弗莱彻的境遇伦理学等的初步比较,先秦儒家经权思想在对付和解决道德两难问题上的独特性或优越性得以凸显。     

论儒家忠孝的统一与冲突

忠与孝是儒家伦理的重要道德规范.忠与孝的实践精神、内在动机和实践行为具有统一性,在实践上表现为忠孝两全、忠孝并序、以忠全孝.但是,两者在道德价值选择中却又具有冲突性,主要表现为舍忠取孝、重孝轻忠、舍孝全忠、重忠轻孝.忠与孝的统一与冲突体现了儒家道德理性精神的自觉,也是儒家伦理智慧的重要表现.     

夫妻关系中的冲突

在婚姻辅导的时候,辅导员与一对新婚仅一个多月的伉俪谈到吵架。由于夫妻两人家庭背景不同,性格不同,在生活中难免发生冲突。辅导员问：“你们在吵架的时候,心里有没有想过：‘我真是瞎了眼,怎么嫁给／娶了他／她!’”两位都很诚实地回答说：“有!”姊妹回应说：“其实,我不只想过,还说过。”说完,她面红耳赤,尴尬与羞愧全写在脸上。     

正义真是一种补救性德性吗?

“正义只是一种补救性德性”在今天成为了一种盛行的观点,这种观点受到休谟的正义环境学说的重要影响.然而,人们实际上广泛接受的只是正义环境论说的第一部分:正义起源于人的自私或仁爱不足和资源的适度稀缺.而对于补救观重要的则是环境论说的第二部分:什么因素使得正义是不必要的.然而,人们从这个部分推出补救观的过程中有着不少的混淆.第一个是混淆了仁爱的规范用法与描述用法.第二个是混淆了狭义资源与广义资源,从而误解了仁爱的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第三个是混淆了矛盾与冲突.第四个是混淆了正义的本质与正义的执行条件.混淆的澄清最终表明:正义并不是补救性的.     

修订前后《宗教事务条例》法律责任条款设置的变化

设定行为规范,区分合法与非法,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是宗教事务立法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修订后的《宗教事务条例》以宗教事务部门为主要执法主体,统合多个部门的执法力量,构建起以行政责任为主体、民事责任为补充、刑事责任为保障的责任体系,实现了法律责任的严密化。但该法在责任条款设置与追责机制运行方面面临的问题,仍需深入探讨。     

从根本恶到恶之平庸——阿伦特对个体责任的思考

阿伦特在二战后和20世纪60年代分别以"根本恶"与"恶之平庸"来阐释纳粹运动。对于这一变化是否表明阿伦特彻底还是部分改变了对恶的看法,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事实上,在阿伦特的思想里,恶之平庸与根本恶之间具有悖论性相容关系;但在其后期的思想里,阿伦特更愿意通过恶之平庸而非根本恶来理解纳粹之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她对个体责任的思考有关。她逐渐明确拒绝了根本恶中隐含的神学因素,认为这一因素既无法把握,也难以导向对个体道德责任的追究,最终转而以彻底的世俗主义态度展开对个体责任的道德探究。     

齐物之境对于仁义-政治的拒斥——以《齐物论》“尧问于舜”章为中心的讨论

《齐物论》"尧问于舜"章对于"齐之为齐"的涵义是一个简洁而深刻的阐明,它指明一个基本的视野,即齐物之境排斥仁义-政治之域。舜以"德进于日"为尧之征伐作辩护,透露出仁义-道德与权力政治的沆瀣与媾和,扭曲了齐之为齐的真正本质,湮灭了齐物之境的真正可能。郭象力图以齐物之境与仁义-政治的一致性来解释尧舜对话,最后将齐物之境理解为个体性境界。章太炎则点明了孟子式儒家仁义-道德之名为武力征伐之口实,明确说明庄子的齐物之境超越了仁义-道德之境。在庄子与孟子的简单对比中,齐物之境被理解为一个差异性他者与自我共存的无限世界,区别于基于特定仁义-道德观念而总体化的世界。     

伦理治理:医疗卫生机构的角色和责任

在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大环境下,医疗卫生机构承担着服务全民健康的重大职责。然而,当前医疗卫生实践面临着诸多伦理问题,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医疗卫生机构尚缺乏相应的伦理规约。从“机构伦理”的视角出发,探讨医疗卫生机构的伦理治理。在从理论角度梳理医疗卫生机构面临的伦理问题和挑战的基础上,探讨医疗卫生机构同时作为“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以期为探讨医疗卫生机构伦理提供一个可能的视角。     

我们为何要相互承认?——霍耐特的责任伦理思想解析

现代社会中,处于法律和利益边界的公共道德领域成为现代社会秩序建构的重要地带,人和人之间如何摆脱陌生人的道德冷漠,建构亲密、信任的人际关系,互相承认和尊重,形成稳定团结的共同体,是不可回避的现代性伦理挑战和良善社会秩序建构的核心任务。霍耐特相互承认的社会伦理模型倡导“你”“我”“彼此开放”的相遇形式,重视“他者”的凝视与关照,让主体间的“相遇”和相互承认具备了道德品质。“你”“我”相互承认的结构根本区别于“物化”的生存形态,实现了生存形态和价值形态的统一,深入到了生命最隐秘、最深层次的结构中,个体摆脱了“不确定性之痛”,逃离了蔑视状态和社会暴力,相互承认模型呈现出尊重样态,实现了生存论上的价值确证。相互承认的尊重形态引导个人行为的有序发展,规避主观随意性的缺陷,又兼具依恋纽带的功效,约束“你”“我”,确定了个体“责任人”的理性角色和自觉担当,承担起应有的伦理关切,有效规避了现代性的道德危机,个体在具备公共价值的良善社会中过上美好生活,形成团结的命运共同体。     

财富越多，责任越大：资金数量和来源对公共物品困境中第三方惩罚的影响

本研究探讨了公共物品困境中,初始资金的数量和来源如何影响第三方对成员贡献值的评价及惩罚。行为结果发现了“贵族责任效应”,即在同等贡献值条件下,相比于获得较少初始资金的成员,第三方会更重地惩罚获得较多初始资金的成员。当初始资金是随机分配而非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时,该效应更强。在神经层面上,发现初始资金的数量和来源调节了第三方评估贡献值时所诱发的FRN和P3成分。其中FRN波幅与惩罚力度显著相关。本研究揭示了初始资金数量和来源如何调节第三方对成员贡献的评估及相关惩罚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