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水平的变化诱发冲突适应

冲突适应是重要的认知控制现象, 反映了认知控制的动态过程。然而, 目前为止对于冲突水平上的差异能否诱发冲突适应尚不清楚。本研究采用字母Flanker的变式, 通过改变目标-分心物的一致性操纵冲突水平, 探究冲突水平的变化对认知控制调整的影响。结果发现被试的反应时间随冲突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而且先前试次的一致性影响当前试次的干扰效应, 无冲突和低冲突、无冲突和高冲突、低冲突和高冲突条件之间均出现了典型的冲突适应。本研究结果表明, 除了冲突的有无, 冲突水平的变化也能诱发冲突适应, 支持更大的冲突驱动更强的认知控制, 而且冲突诱发的认知控制的功能可能通过注意聚焦实现。这一发现为冲突监测理论的注意调节机制提供了直接的支持证据, 对于促进冲突适应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和平心理学的经典传统与现代研究趋向

本文讨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心理学家对和平心理的看法,以“和平”为主线,追溯和平心理学思潮兴起的历史逻辑。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柏拉图、奥古斯丁、夸美纽斯、康德等从本体论视角,确立了实现永久和平的理想追求。冯特的民族心理学重视研究原始人、战争英雄等的和平心理品质,早期的意动心理学重视人类和平意识研究,机能心理学强调通过建设学校“微型共同体”,提高儿童的和平意识。精神分析心理学则为战争与和平心理提供了新视角。人本主义心理学主张研究人的和平潜能、致力于世界和平冲突化解,推动了和平心理学的兴起。20世纪末的和平心理学主张用和平的方式实现和平,发生了“政治道歉”、和平冲突化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研究趋向。     

商业与道德:对斯密、弗里德曼和德鲁克观点的分析

斯密、弗里德曼和德鲁克三位学者提供了一种贴近企业实践的视角去理解商业与道德的关系,希望在真实且具体的商业实践中看待企业伦理问题.斯密强调人的私利心,但他反对把自利与损人等同,主张将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统一;弗里德曼继承了斯密"人性自利"的假定,推崇企业在市场环境下展开公开而自由的竞争,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在法律和基本的道德规则约束下追求利润;德鲁克认同弗里德曼关于企业应该固守盈利本分的观点,认为企业应在绩效能力和职权能力范围内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地将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企业的发展能够促进社会共同的福利.     

撒谎救人为何不是道德上被许可的——与刘清平教授商榷

刘清平教授在《说谎:禁止、许可还是应当——解析康德的说谎悖论及其根源》一文中认为康德在处理是否撒谎来帮助朋友的问题中陷入悖论.这种批判反映了学界混淆行动的实施者的思维倾向.在这个例子中,是我而不是凶手才是行动者.康德坚持不能撒谎的绝对性彻底贯彻了人性是目的的原则,后果论的处理方式反而会陷入不自洽.在康德那里,许可不是一个混乱的概念,而是表达为了实现某种合乎法权的状态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康德对许可行动限制很多,撒谎救人不属于被许可的行动.在凶犯面前,如果我们无法保持沉默,我们不应当撒谎,同时,我们也要捍卫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和法权.撒谎救人不可能是一种应当的行动.     

特质自我控制个体在多源干扰任务下的认知神经机制

本研究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s)结合多源干扰任务(MSIT)范式来探讨特质自我控制个体的认知神经机制。考察了高、低自我控制者各26名在MSIT任务上的差异。结果：高自我控制者的反应时显著长于低自我控制者。在MSIT冲突条件下,高自我控制者的N2和P3(LPC)波幅比无冲突条件更大。结论：高自我控制者较低自我控制者处理冲突干扰更慢,需要的注意资源较多,激活前额叶中部脑区。     

同伴特点如何影响人们的合作与冲突行为?

人类的生存繁衍依赖于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合作与冲突行为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心理学的研究热点。本研究通过实验程序操纵Chicken Game中博弈同伴的特点,考察个体在社会困境中面对不同特点同伴时的合作行为。结果发现：(1)同伴道义论组和功利论组总和解率没有显著差异,同伴竞争组和合作组的总和解率也没有显著差异。(2)在与道义论以及合作型的同伴互动时,个体的行为没有明显受到上次博弈反馈的影响。(3)当同伴为功利论时,相比于上次博弈个体选择和解而同伴选择进攻,双方都选择和解时个体在当前博弈中更倾向于和解;(4)在同伴竞争组中,相比于上次博弈个体选择进攻而同伴选择和解,双方都选择和解时被试在当前博弈中会更倾向于和解。实验结果表明个体在博弈任务中会受到同伴特点的影响,并且同伴在博弈中的行为特点的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从同伴特点来考察个体的合作行为,揭示了影响个体博弈行为的一种因素。     

追星致害中明星、经纪公司的安保义务与责任承担

在追星致害中,基于与粉丝之间的特殊关系,明星、经纪公司负有安保义务,未履行安保义务造成粉丝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明星、经纪公司在网络空间负有危险控制义务,在物理空间负有警告义务、通知义务和保护义务。在责任承担上,可以《民法典》第1198条为主要依据,结合第1195条、第1197条、第1171条和第1172条,在网络空间建构连带责任与相应的补充责任的协调适用规则,在物理空间建立安保义务人之间的类型化责任分担机制,力争在保护粉丝合法权益的同时,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考虑明星与经纪公司之间所签订的经理人合同、演出经纪合同、演艺经纪合同等具有委托、代理、行纪、居间等综合属性,经纪公司承担的相应的补充责任最终由明星承担,除非合同有特别约定或参照适用劳动合同。经纪公司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明星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经纪公司追偿。     

我国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证明制度及其完善路径——证明责任分层与证明标准降格的契合

建设海洋强国和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国家发展战略,要求具备涉海纠纷化解规则的立法支撑。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立法中虽已确立,但是鉴于涉海侵权时空的特殊性,在涉海纠纷化解最为关键的证明环节,仍然存在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难以契合司法适用的难题。因此,有必要从立法适用、侵权性质和规则适用三个维度识别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性,以海洋环境侵权“二阶性”的时间逻辑来分层适用证明责任,并以层次化的证明责任分配主体来设定比例降格的证明标准,实现证明责任分层与证明标准降格的契合,以完善我国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路径。     

重建一种责任伦理——约纳斯和列维纳斯之间对话的可能性

言说“责任”已成为当下显学,而“责任”并非脱胎于传统伦理学,所以,这一概念在伦理学和哲学领域的意指并不明晰。在约纳斯和列维纳斯之间展开对话有利于厘清这一问题。尽管两人的思想理路并不相同,但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尝试在本体论与伦理学之间求得平衡,视责任主体对责任客体不求回馈的回应为责任伦理的特质,并将责任提至神圣性的高度。他们并没有提供具体的行动规范,而是为责任伦理提供本体论或伦理学的依据。在他们看来,责任是人作为一种存在的本质,人的存在就是要承担责任。在两人之间展开对话,可为我们在当下现实环境中重新思考责任问题提供借鉴。     

医学化的驱动力量及其悖论

医学化是将以前的非医学问题定义为医学问题并给予医学干预的过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积极健康观念和疾病价值的多元化理解直接导致了医学化三大驱动力量的次第兴起,它们是以医生为代表的医学专业群体,以制药业为代表的医疗产业复合体和以患者、患者家属和患者团体为代表的非专业群体,由此带来了对医学化利弊的重新考量。然而,医学化的影响是复杂的,存在着无法自洽的解释悖论：其一是个体经验悖论,即一方面医学化提供了连接个体经验的平台,另一方面又加剧了个体的脆弱感和无力感;其二是个人责任悖论,即一方面医学化减轻了个人的疾病责任,另一方面,个人的健康责任却被大大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