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民国甘宁青社会赈灾研究

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水旱和地震等自然灾害频仍,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西方传教士在着力布道的同时,也密切关注该地区的自然灾害。传教士在第一时间深入灾区调查,以客观公正的眼光记述灾情,撰写了详细调查报告,发往外界,使外界对灾情有了明确的认识;同时,传教士身体力行参与到灾区的救济当中,他们将各地捐来的款项用以工代赈、兴办贫儿院的方式救济灾民,使灾区得到部分复苏。不可否认,传教士积极参与救灾有笼络人心、扩大教会影响、劝导民众入教之目的,但传教士秉持基督博爱惠施的精神,努力赈灾所取得的成效应予以肯定。     

试析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传教兴起的原因

明清之际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处于一种对他们极为不利的文化、政治环境中,加之教会自身条件的不足,他们被迫通过著书立说来消除中国人加之于他们的蛮夷丑号、规避政府禁令、弥补人手之缺以及跨越语言障碍。与此同时,教会人士认识到书籍在中国社会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时就势,把书籍作为了归化中国人的手段。此外,传教士的"西儒"身份也让他们走上了笔耕之路。     

传教士对中国西南宗教和民间信仰的考察——以《华西教会新闻》为中心

《华西教会新闻》(1889-1943)是由四川、贵州、云南三省新教差会主办的英文月刊,曾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西南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民间信仰等内容的文章,使各地传教士和西方读者由此了解到中国西南的宗教信仰,也为西南宗教史研究保存了珍贵的史料。本文以这些文章为基础,考察传教士群体对中国宗教信仰的理解,并分析其研究视角与立场。     

论利玛窦的智慧与勇气

正1552年12月,圣方济各·沙勿略虽然身染重疾,但依旧满怀着福音必胜的信念和希望,在中国南部边陲的上川岛眺望着这片神秘的东方国度回归父家。一些人评论圣方济各·沙勿略对中国的传教事业,之所以没有打开中国的大门,一方面因为中国奉行的"闭关索国"的政策;另一方面认为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敲门砖。这些评论多出于信仰之外的反省,如果以信仰的层面进行分析与反省,则可获得更多的思考。     

对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再认识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困中西部农村和农业取得巨大的发展和成就，但由于我国中西部农业发展，使许多农民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产生了大量的农村过剩劳动力，丞需向其他行业和地疗转移，同时城市化的进程和户籍政策改革也加快了剩余劳动力转化的进程，但全国没有形成有效的、有序的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机制和方式，劳动力转移缓慢和不、产衡，不利于中西部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和谐社会的进程，不利于安定团结，中西部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当前农村主要问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     

独立自主 办好教会——丁光训主教在本届第四次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开幕词

我的题目有八个字:“独立自主,办好教会。”这是因为我们三自爱国运动坚持了几十年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现在受到威胁;二是因为我们讲办好教会,到现在为止。较多是口头上讲讲,较少付诸实践。 1、关于独立自主 最近我有三个早期在美国访问,在这三个星期中我去参加了两个会。     

唐代的圣经译述

圣经翻译,既是传教的重要手段,又是基督教融入传教目的地文化的有效途径.因此,传教士来到中国,通常都会在第一时间着手圣经翻译,唐代的景教士也是如此. 以阿罗本为代表的景教传教士一入长安,就立即着手两项工作:一是向皇帝唐太宗及其近臣讲解景教教义,《景教碑》称“问道禁闱”;二是经典翻译,即所谓“翻经书殿”.     

19世纪美国传教士中国观建构之文化心态论析

19世纪美国来华传教士建构中国观的背后,呈现着多元复杂的文化心态,蕴含着"东方主义"思维模式下将中西文化作二元对立的视界分野;在西方殖民主义全球扩张浪潮下的文化霸权心态;基督教"普世主义"思想与实践过程中的"救世主"心态以及为了国内舆论宣传鼓噪而建构"异教"形象的思想动因等,深刻反映近代中国在西人思想观念与文化语境中被肆意"他者化"的特质。     

天恩溯笔——《旧约》导读

第十章巴比伦河畔《续）第二依撒意亚——普世性的救恩第二依撒意亚吁请异邦诸城和遥远的地中海的各岛屿,加入赞颂雅威上主唯一真实天主的国际合唱队。你们应向上主高唱新歌,／称颂他的荣耀直到地极！／愿海洋和其中的一切,／愿岛屿和其上的居民赞美他！／愿旷野和那里的城邑,／刻达尔人所居住的村落欢呼！／愿色拉的居民高声歌唱,／从山顶上呐喊！／愿众人都归光荣于上主,／在岛屿上称述他的荣耀！（依42：10－12）我们可以说,在们口约》中没有其他的文字象这样清晰地表达出以色列的真正命运;没有其他地方能展现如此壮阔的涉及全人…     

礼仪之争及其后果

1　中国礼仪之争 　传教士初来中国,因语言生疏,对“ceus”一词的中文译名,未能确定,采用译音“陡斯”。利玛窦来华后,才开始用天主二字。他研究中国古书,看到中国早已用天与上帝指天地主宰。而改用天和上帝,不用天主二字;但后来又读到朱熹对天的解释,谓天是苍苍之天,而上帝亦非指天地主宰,利玛窦又采取天主,天,上帝三个名词并用。因此引起传教士对此译名的争论。 崇祯元年（1628）正月为了统一此译名,耶稣会士在嘉定召开会议。到会的有阳玛诺、龙华民、金尼阁、高一志、毕方济、郭居静、李玛诺、鲁德昭、费奇规、艾儒略、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