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状-性别内隐联结及其对消费者形状偏好的影响

本文探讨了形状与性别之间的内隐联结及其对消费者形状偏好的影响。通过4个实验, 作者发现形状与性别之间存在内隐联结, 即圆润的形状与女性更相关, 而有棱角的形状与男性更相关。这一内隐联结被拓展到品牌感知上, 导致品牌的性别形象影响消费者对圆形或棱角形产品的偏好, 而感知匹配度在其中起中介作用。这些研究发现进一步丰富了现有关于形状偏好以及形状象征意义的文献, 并对视觉营销中的形状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指导。     

团队领导组织公民行为的有效性：以双维认同为中介的多层次模型检验

本研究旨在考察团队领导组织公民行为对团队员工角色内绩效的影响及其以团队员工的共享团队认同和领导认同为中介的作用机制。采用团队领导—团队员工匹配问卷的调查方法,使用29个团队的样本数据对相应的多层次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团队领导组织公民行为对团队员工角色内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团队员工的共享团队认同和领导认同分别和同时在团队领导组织公民行为与团队员工角色内绩效之间起到完全的跨层次中介作用。     

不同社会群体特征对内隐领导因素的影响

研究发现,中国人内隐领导理论的内容由个人品德、目标有效性、人际能力和多面性四个因素构成。不同的年龄、职业和教育水平等评分者的特点,对领导诸因素的评分有着显著的影响。综合分析发现,教育水平是影响内隐领导因素评分的主要变量。另外,各组都倾向于把人际能力作为领导最大的特质来加以评分。     

积极追随原型-特质匹配对辱虐管理的影响——基于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的探索

基于内隐追随理论,探索了领导者的积极追随原型(PFP)与追随者的积极追随特质(PFT)之间的匹配程度如何影响辱虐管理。对194份上下级配对数据进行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结果显示:(1)相较于非匹配情形,领导者在"PFP—PFT匹配"情形下更少辱虐追随者;(2)与"PFP低—PFT低"相比,"PFP高—PFT高"情形下辱虐管理程度更低;(3)在非匹配情况下,与"PFP高—PFT低"相比,领导者在"PFP低—PFT高"时对追随者有更少的辱虐管理。以上结论能够为组织预防或减少辱虐管理提供理论指导。     

高中生内隐、外显成就动机与学业拖延的关系

采用内隐联想测验和问卷法探讨高中生内隐、外显成就动机与学业拖延的关系。结果表明:(1)内隐、外显成就动机是相互独立的动机系统,但两者以显著的交互作用共同影响学业拖延;(2)不同动机组合的学生,拖延情况有显著差异:高内隐、高外显组的拖延最少,高内隐、低外显组的拖延最多;(3)动机越不一致,拖延越严重,动机一致性能够减少拖延;(4)成绩中等偏下的学生在学习过程的补救和总结上有更多的拖延。因此,学生只有具备了高内隐、高外显的一致性动机,才会出现最少的拖延。     

网络学习中学习者个人特征对学习投入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以参与网络课堂的387名大学生为被试,考察自我效能感、内隐智力信念和动机调节等学习者特征对网络学习环境中学习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网络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动机调节、内隐智力信念均能正向预测学习投入;(2)动机调节在自我效能感和学习投入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自我效能感→动机调节→学习投入"这一中介效应的后半路径受到学习者内隐智力信念的调节。相较于智力实体论者,动机调节的中介效应在智力增长论者中更强。     

内隐情绪加工对返回抑制效应的调节

为探讨内隐情绪加工是否会对返回抑制产生影响,采用线索靶子范式,以情绪性面孔图片作为目标,要求被试完成定位任务。结果发现,行为数据和脑电数据均显示了显著的返回抑制效应;N1成分上情绪效价和线索有效性的主效应及交互作用均显著,有效线索条件下情绪目标诱发的波幅显著大于中性目标;N170成分上线索有效性主效应显著,相较于N1成分,N170成分在有效线索上波幅更小,在无效线索上波幅更大。实验结果表明返回抑制效应受到内隐情绪加工的调节,提示该效应来源于早期的知觉抑制,支持知觉抑制理论。     

不同内隐学习任务在不同认知风格个体上的成绩差异

通过两个实验,考察了不同认知风格大学生在人工语法任务、序列反应时任务中的成绩差异性表现。结果表明,场独立与场依存者在两类任务中内隐学习量的差异性表现一致,均无显著差异。进一步比较两种认知风格大学生在人工语法范式下内隐、外显及内隐外显协同学习类型中的差异表现时发现,场独立者的协同学习成绩优于单独的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且优于场依存者的协同学习。     

论走向合作的全球治理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全球治理将成为一个可以想望的新模式。在近代社会的发展中,资本主义世界化终止了农业社会的地域分离,开拓出了一个有着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因而也出现了世界治理。世界治理是在中心—边缘结构中进行的,所营造的是一种霸权秩序。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又一次转型,将意味着世界治理为全球治理所取代。全球治理不仅在空间上遍及全球,是全球每一种社会力量都参与的治理,而且要求每一个局部性的社会治理都应拥有全球观念和全球视野。世界治理是民族国家开展竞争的框架,而全球治理将代之以合作,其目标是实现人的共生共在。全球治理将是合作的治理,但是,任何关于合作的幻想都是有害的。在促进以合作为特征的全球治理模式建构中,我们需要首先将自己打造成合作体,并通过展示合作的力量去实现全球治理模式的生成。     

合作治理中的道德能力

合作治理要求多元治理主体具有与治理复杂公共事务相应的治理能力,而道德能力则是治理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后工业社会复杂性的日益增长以及服务关系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内在地要求唤醒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这就需要公共管理者在处理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时,要有相应的道德认知能力、道德判断能力、道德选择能力及道德行动能力。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必须通过制度重构来实现,这即是说,通过道德的制度设置使得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及道德感得以唤醒,并成为其普遍的行动范式,这就要通过制度安排从根本上改变其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而制度重构对公共管理者来说是一个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同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