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辉市南、北马市街历史文化街区

卫辉因元世祖中统元年，将原卫州、辉州合并设路，取二州之首字而得名。明改卫辉路为卫辉府，清承明制仍为卫辉府。卫辉是新乡地区唯一的一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曾是“牧野之战”的主战场和“汲冢书”的出土地。自西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设置汲县，先后为州治、路治、府治和道治，距今己有2200多年的历史，素有“南通十省，北拱神京”之称。     

五台山研究学术规划大纲（2007年9月4日通过）

为积极开展对五台山多学科、全方位的研究，使五台山早日加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并形成一门“五台山学”，特制订五台山研究学术规划大纲如下：[第一段]     

为我国心理科学的发展、繁荣和走向世界而奋斗

该文系作者在中国心理学会第稚届全国心理学学术大会上作的工作报告,总结了中国心理学会第六届理事会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的工作,内容包括四个部分：１．积极开展心理学各分支学科的学术活动,促进我国心理科学巽;２．加强心理科学宣传,办好学术和科刊物,出版《中国心理科学》;３．加强与国际交往,我国心理科学开始走向世界;４．坚持民主办会原则,健全学会的组织机构,提高工作效率。     

刘向对儒家乐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刘向提升了乐教在儒家教化体系中的比重,使乐不再是从属于礼的、反映着礼的价值内涵的附属品,也使乐教具有了不低于礼教的、无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刘向提出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的人性假设,认为音乐可以感通人情进而善化人性,使儒家的乐教理论建立在了更为可信的哲学根基之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乐教合理性的论证。刘向以阴阳五行思想修正乐理,以黄钟之数为基础,完善声、数、度、量、衡的律历体系,并初步建立起具有相对严谨逻辑性的乐教逻辑,从而促进了儒家乐教思想在汉代的发展。     

《石门颂》书法艺术研究

在中国书法艺术两千多年来发展演变的长河中,《石门颂》为千古流传的著名碑帖之一,它是篆书向隶书过渡阶段的典型代表。《石门颂》这件作品给书法界增添了无以言说的书写空间,它以苍茫大气的用笔特点加以独特的书写材质,形成特有的汉隶摩崖刻石,富有韧性、纵横开阖。通篇看来,字随石势,参差错落,洒脱自如,意趣横生,带给人别样的艺术享受。     

上博简《鬼神之明》学派考辨——兼论鬼神研究中的思维定式问题

学者们研究《鬼神之明》时,无论是肯定、部分肯定还是否定简文与墨家的关系,均多围绕墨家展开讨论。运用同样的逻辑进行分析,《鬼神之明》也可以是儒家的佚文或儒家别派的作品。春秋战国时期怀疑鬼神的公正、能力,甚至怀疑鬼神存在者并不鲜见,可见《鬼神之明》中"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的思想不属墨家特有,而是春秋战国时期不少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因而仅仅凭借"鬼神"思想来判定学派属性是靠不住的。当今学界判定学派属性,出现"鬼神"观念便联想与墨家有关,于是使用各种方法加以论证,甚至不惜"削足适履"。这种思维定式值得我们反思。     

关于传统医学文化的"气”

1　历史遗产和医学文化的积淀甲骨文中已有气字。写得略带波纹 ,就像现在的“三”字[1] ,是山川之间飘逸云雾气的象形字。除了云气 ,《说文》段注说它还有“廪气”之义[2 ] ,指粮仓中的米粮 ,引伸为食物。即吃饱了才有气力。前者指物质 ,后者则指物质产生的功能 ,寓有能源补给等义。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自然界的六气、精神方面的勇气、浩然之气 ,以及既可指物质 ,又寓有精神意义的“精气”已经相继出现。《老子》有“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的名言 ,“一”指太极 ,“二”指阴阳 ,“三”指阴阳会和之气[3] 。所谓“一阴一阳之…     

中西医学早期差异的历史考察

1　影响中西医差异的基本因素1 1　政治、经济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水平是医学发展的社会基础 ,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医学发展的方向 ,从根本上决定着医学发展的速度和水平。 5千年来中国和欧洲的政治、经济发展都不平衡 ,其高峰期和低谷期分别出现于不同的时间座标点 ,形成了两条不同的发展曲线 ,这两条曲线是不平行的 ,甚至出现强烈的反差 ,使中医与西医发展的社会基础不但有东西方之间的地域性差异 ,而且有发展阶段的时代性差异 ,这两方面的差异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中西医差异中与社会历史密切相关的那些特点。人类社会历史迄今经历的基本…     

张惠言的词学与易学

张惠言是常州词派的开派领袖,但更是深通易学尤其是虞氏易的古文经学家,这一特殊身份决定着他的词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易学的印记。他释词为“意内言外”来自汉代易学家孟喜对易之卦爻辞的解释,对唐宋词的解读注重探究其中的微言大义,则是虞氏“发挥旁通”、“贯穿比附”说易方法的直接运用,而他概括词的特征为“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也是明显地受《易·系辞》对《周易》文本特征描述的启发。从现代解释学的观点来看,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说词过于偏重作者原意的搜寻,只看到文学作品中形象与寓意之间的对应关系,其实形象与寓意之间不只是简单的比附关系而应该是相融无间无法拆解的,所以常州派的传人周济特别重视作品中艺术形象的创造,将“意内言外”之意由张氏所指向的作者之意转换为读者之意,在文学批评活动中重视读者对文本的阐释,较之张氏所论更为符合艺术鉴赏的审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