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德雷、罗素与维特根斯坦论关系

关系问题是形而上学中的基本问题,布莱德雷与罗素发生在二十世纪初的关于关系问题的争论使正统的分析哲学采取了多元论这一默认观点。但实际情况却是,罗素并没有真正解决布莱德雷提出的关系问题,因而默认观点本身是站不住脚的。维特根斯坦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关系问题,在这种解决方案的压力之下,需要放弃从语义学过渡到本体论的惯常通道。     

父母协同教养与学前儿童社会行为的关系:亲子关系和同胞关系的链式中介作用

以河南省某市四所幼儿园大、中、小班共196名学前儿童及其父母和教师为研究对象,基于家庭系统理论,采用父、母填写的父母感知协同教养量表和亲子关系量表、母亲填写的儿童早期同胞关系质量问卷和幼儿教师报告的儿童行为量表探讨亲子关系、同胞关系在父母感知协同教养与学前儿童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母子冲突和母子亲密分别在母亲感知协同教养与同胞冲突和同胞温暖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父子冲突和父子亲密分别在父亲感知协同教养与同胞冲突和同胞温暖间起完全中介作用;（2）父/母子冲突和同胞冲突在母亲感知协同教养和儿童攻击行为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父子冲突和同胞冲突在父亲感知协同教养和儿童攻击行为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唐代规范佛教教职人员的法律特点——以《道僧格》为中心

在中国的宗教和法律语境中,至少存在三种不同含义的宗教法:第一种是指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神权法,如教会法、伊斯兰教法等,其法律在"政教合一"或拥有"国教"的国家,对全体民众均具有强制的约束力;第二种是宗教团体的自治法,属于民间法范畴,是宗教组织管理教团和信众,处理教内外关系的制度体系,如《摩奴法典》《百丈清规》等,其条文仅对本宗教的教职人员和信徒具有约束力。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道德建设的历史演进与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道德建设结合不同时期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具体任务而展开,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21年至1949年,通过土地改革进行乡村伦理秩序重建的革命性探索;1949年至1978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强化国家政治权威的建构,产生乡村道德生活同质化的倾向;1978年至2012年,在农村改革和乡村社会转型中推进伦理变革与道德建设;2012年以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重构乡村发展伦理,全面推进乡村道德建设.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始终坚持从乡村实际出发,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道德建设的内在逻辑和宝贵经验.     

东西方文化下的真实自我研究：一种关系的视角

真实自我反映了个体行为与其价值观、信仰、需求等内在状态的一致性程度, 分为特质真实与状态真实。在辨析了真实自我与自我认知、自我概念清晰性、自我一致性、正直、真诚等相关概念的异同, 并梳理该领域已有理论后, 提出真实自我表现或实现的文化差异, 即西方文化中的真实自我是自主动机驱动的, 而东方文化中的真实自我是关系要求驱动的。未来可以将“关系化”作为现象场, 以儒家传统思想为理智资源, 从理论建构、社会现象(新兴网络社交平台、社会变迁), 以及结合具体的研究方法(如跨文化比较、突显情境变化的方法)等方面开展研究。     

亲子间科技干扰与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对1353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探究亲子间科技干扰与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之间的关系,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及内在觉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亲子间科技干扰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2）相对剥夺感是亲子间科技干扰与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之间的中介变量;（3）亲子间科技干扰与网络人际关系成瘾的间接效应前半段受到内在觉知的调节。因此,亲子间科技干扰和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之间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劳动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伦理视角

劳动关系问题上的争论往往涉及社会的道德与伦理。许多劳动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具体标准的争论常常会上升为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抽象的概念、定义之争。和谐的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从社会伦理视角深入研究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的各种因素,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不无裨益。     

关系认知与善意认知对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

采用投资博弈,以大学生为被试探讨关系认知（亲疏关系、阶层关系）和特质认知（以善意为例）对中国人人际信任的影响。结果发现,亲疏关系认知、阶层关系认知和善意认知都会影响中国人的人际信任。关系越近、阶层越高、越善意,信任水平越高。随着亲疏关系下降或善意降低,阶层关系对信任水平的作用之间的差异逐步减弱。亲疏关系认知和阶层关系认知存在交互作用,亲疏、阶层和善意也具有交互作用。人们对上位阶层的信任大于平位大于下位,但是当信任对象存在低善意特质或陌生人身份时,人们对上位阶层的信任会下降至和平位没有差异;当低善意特质和陌生人身份同时存在时,人们对上位、平位和下位的信任无差异。     

《春秋》“夫人何以不称姜氏”笔法新释——兼议春秋初期齐、鲁之关系

在现存《春秋》对鲁国国君夫人的记载中,出现过两例极为特殊的用法。一为《庄公元年》所记载:“三月,夫人孙于齐。”一为《僖公元年》所记载:“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按照《春秋》的义例,在记载国君夫人时照例应书明其姓。但在这两段文字中,两位夫人同样都来自于齐国,却同样被史官隐匿了“姜”姓。自《公羊》《谷梁》而下,学者们对于这个问题提出非常多的解释,但都未能形成通解。然而,在史官突兀地改变其记事文例的表象之下,实际上反映着当时齐国与鲁国两个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与外交态度的转变,故而有必要再行探讨与厘清,力求还原文本真实与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