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趋势

现代漆画与传统漆艺一脉相承,是中国传统漆艺在现代艺术舞台上的延续。现代漆画具有绘画和工艺的双重属性,这使得它相较于其他的画种具有更多的发展潜力,自身的优势也有很多,如浓郁的民族性、强烈的现代感、丰富的表现力、巨大的发展潜力、广阔的实用性等。当今世界的艺术潮流变化很快,为更好地发展现代漆画,必须要注重漆画的材质、技法、情感表达、肌理美等整体效果,并不断创新,使漆画的发展面向多元化,只有这样其发展之路才更加宽广。     

论汉代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的变革

在汉代,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均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一变革奠定了“中华法系”的基础,儒家道德思想从此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流。汉代的法律变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道德的法律化,二是法律的自然化。前者是针对法家“不道仁义”即排斥儒家道德的立法思想和汉代的“非礼之法”──《汉律》而进行的一场变革,通过“引经决狱”和据经义编撰判例法典（如《春秋决事比》）以及通过“据经解律”而编撰法律解释著作（如郑玄章句）等方式把儒家道德精神引入司法和立法领域,从而改变了汉代法律文化的风貌。后者是针对法家否定法律生活的自然根据的思想和制度而进行的一场变革,汉儒借鉴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为汉代的法律生活赋予了神秘的自然根据,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自然化的传统。     

近现代福建僧伽教育

佛教传入中国后,道安大师首立较完整的僧团生活规范,至唐代马祖道一确立丛林制度,其弟子百丈怀海制定清规,中国的丛林制度,始形成完备的规制。此一丛林教育制度,代代相传,成为培养僧伽人才的轨范。民国以来佛教界竞相兴办的佛教教育机构,如佛学院、学社、研究所等,则有突破传统丛林教育方式、吸收现代教育制度的特色,使传统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融成一体,形成现代佛教教育的最大特征。一、兴办学院高僧辈出福建是中国佛教重点省份之一。佛教在福建普及社会、深入民间,与时代相结合,与老百姓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则端赖历代高…     

浅谈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

伊斯兰教是一个传播广泛、具有世界影响的宗教。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伊斯兰教的兴起和发展在世界史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当今国际事务中,伊斯兰教表现得十分活跃,说明它是现代第三世界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伊斯兰教与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十分密切,特别是教派与门宦制度对中国的影响更为广泛深远。     

论现代制度的自由价值及其实现机制

分化是现代制度的首要特征。从最终动力上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个人得以不断地从对他人和共同体的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个人的自由促成了人们纵向的地位变动、横向的地域流动和活动领域变动,促成了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领域和层面,主要有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由此产生了制度的分化和整合。     

制度建构的“语言—心理—伦理”三维一体分析

陌生人社会治理呼唤公正合理的制度设计,社会本体论的语用转向为制度伦理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语言是通达心智最为便捷的通道,也是连接道义和规范的必然桥梁。制度性事实是依赖制度运行的人类基本社会活动,由于语言对制度与制度性事实建构的同构性,通过对制度性事实建构的“语言—心理—伦理”三维一体化审视,可以实现对制度建构过程的深度透析。制度创建者的言语行为背后蕴含的集体心理和伦理规约成为制度理性的重要来源,言语行为在成功执行中实现事实(外在世界的各种恰当条件)与价值(由集体意向性表征的独立于个体欲望的理由)的统一,保证了建构的合理性。由此,制度建构的语言、心理和伦理分析是三维一体的。     

阶层刻板印象：后效及其理论解释

阶层刻板印象是以阶层为分类依据,形成的关于不同阶层的固定心理图式,其内容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阶层刻板印象在阶层互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广泛地影响人们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偏差地图理论强调阶层刻板印象对阶层互动的直接影响,同时解释了阶层刻板印象的积极和消极后效。制度正当化理论强调阶层刻板印象作为维持现实合法性的心理工具,对阶层互动的间接影响,主要解释阶层刻板印象的积极后效。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明确阶层刻板印象的研究取向与操纵性定义,拓展阶层刻板印象的后效及其干预策略,并整合阶层刻板印象后效的理论解释。     

制度伦理思想的传统溯源

制度伦理的兴起,在今天的中国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紧密相联的。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从而动摇了传统德性伦理的生存土壤,致使德性伦理的边缘化。但由此就认为制度伦理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形式显然又是有失偏颇的。追溯制度伦理文化的传统根源,对于我们弘扬民族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和借鉴意义。     

机构改革与现代国家建设:建国以来的中国

我国机构改革内含着深刻的现代国家建设的意蕴。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议题,是如何打造一个有为且有限的政府,其中有为指向国家能力建设,有限指向国家权力的结构性配置。新中国在推进现代国家建设的前30年里,交织着革命逻辑和理性逻辑的张力,且革命逻辑占有压倒性的优势。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重返理性逻辑的必然结果,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冲破原有体制的束缚。政治体制改革化约为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落实为机构改革,机构改革承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任,构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以机构改革为载体,优化政治权力的内部配置,建设党政体制下的中国行政国家;厘清国家与市场的边界,建设中国监管国家;以央地关系的调整来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建设中国税收国家,这三者综合起来,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维度。     

从实验主义到整体设计:2018年党政机构改革的深层逻辑分析

机构改革作为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动力,建国70周年以来,党和国家都尤为注重党政机构体系设置。改革开放前,针对政府机构数量繁多,部门重叠等情况,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先后进行了四次政府机构改革。改革开放后,为顺应国家发展需求,聚焦于政府职能等问题,我国共进行了八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本文结合机构改革的现实情境,纵向考量我国机构改革的历史沿革,立足于政府改革与历史情境的相互关系,以机构改革的内在逻辑为着眼点,聚焦机构改革的发展趋势,系统梳理历次改革的内容,从机构改革动力、改革内容、推进方式、改革路径这四个方面,梳理历次党政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分析阐述机构改革的内在机理,挖掘实验主义与整体设计治理下,历次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及内在机理,以探究我国2018年党政机构改革的深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