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调节效应的方法学研究

在心理学和其他社科研究领域, 大量实证文章建立调节效应模型, 以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如何随着调节变量的变化而改变。过去10多年, 调节效应分析成了方法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从显变量的调节效应、潜变量的调节效应、多层数据的调节效应、基于两层回归模型的单层调节分析、纵向数据的调节效应、调节和中介的整合模型六个主题系统地总结了国内调节效应分析的方法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最后对调节效应的未来研究方向做了讨论和拓展。     

提取过程越久记忆保持越好吗？材料难度的调节作用

提取练习效应揭示了提取对记忆保持的关键意义;学习时间分配的有关研究表明提取练习效应的大小可能与材料难度有关。两个实验探讨了提取时间与材料难度对提取练习效应的影响：实验1采用2（提取时间：短,长）×2（材料难度：容易,困难）的混合设计,5分钟后测查记忆保持水平。实验2采用类似设计,将最终测试间隔延长至24小时。结果发现,⑴ 延长提取时间均提高了记忆成绩和记忆保持率。⑵ 即时测试条件下,提取时间较短时,不同难度材料的记忆成绩差异不显著;提取时间较长时,困难材料的记忆成绩高于容易材料;困难材料的记忆保持率在不同提取时间下均高于容易材料。⑶ 延迟测试条件下,无论提取时间长短,困难材料的记忆成绩及保持率均高于容易材料。研究表明,延长提取时间对提取练习效应的影响受材料难度的调节;情境背景和必要难度是解释该调节作用的可能理论框架。     

阅读方式和学习次数对中文词汇的产生效应影响的发展研究

产生效应指朗读单词的记忆成绩要好于默读单词的记忆成绩。采用“学习-再认”的实验范式,以小学三年级、小学五年级、初一、初二和大学生为被试,采用2（阅读方式：朗读,默读）×2（学习次数：1次,3次）×5（年级：三年级,五年级,初一,初二,大学）的混合设计,探讨中文词汇产生效应的发展特点。结果发现：（1）年级的主效应显著,大学生的记忆成绩显著高于三年级、五年级和初一学生的;五年级、初一和初二学生的记忆成绩显著高于三年级学生的;（2）阅读方式的主效应显著,朗读的记忆成绩显著高于默读的;（3）学习次数的主效应显著,3次的记忆成绩显著高于1次的;（4）阅读方式和年级的交互作用显著,在朗读的记忆成绩上,小学三年级的与大学生的差异显著,但小学五年级、初一、初二学生的和大学生的差异均不显著,说明朗读的记忆成绩在小学五年级趋于成熟;在默读的记忆成绩上,小学三年级、五年级、初一学生的均与大学生的差异显著,初二学生的与大学生的无显著差异,表明默读的记忆成绩在初二年级趋于成熟。初一学生的产生效应大小与大学生的无差异。研究结果支持产生效应的特异观。     

旅游商品多语言包装策略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基于选择通达模型的视角

多语言包装策略被广泛应用于促进旅游商品的销售。然而, 现有研究仅从消费者感知视角出发, 难以揭示多语言线索的复杂效应。本研究基于选择通达模型, 主要探讨(1)多语言包装策略导致消费者推断旅游商品是针对某类群体(即对比效应)还是广泛模糊的“国际市场” (即同化效应)的作用机制; (2)多语言包装策略对旅游商品购买决策的影响机制。本研究有助于扩展旅游商品和包装语言的相关研究, 为旅游商品营销提供重要参考。     

高中生人际信任、疏离感和公民责任意识的关系研究

探讨高中生的人际信任、疏离感、公民责任意识三者之间的关系。以《高中生人际信任量表》、《青少年学生疏离感量表》和《公民责任意识问卷》为测试工具,在天津市中学随机抽取316名在校学生为被试,进行调查研究。统计结果表明:高中学生人际信任、疏离感和公民责任意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对这三个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发现,疏离感分别部分中介了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人品信任、能力信任、行为一致性与公民责任意识之间的关系。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既可以直接地影响公共责任意识,也可以通过疏离感来间接地影响高中生的公民责任意识。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读集群规模的形成与发展

集群行为与冲突密不可分,它既是群际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也是引发进一步冲突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规模不等的示威维权行动严重威胁到我国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的开展。我国学者已经针对西方现有研究成果对集群行为出现的前因变量:如群体效能、群体认同等进行了梳理与总结,然而对集群过程本身,如集群规模的形成等问题等少有探讨。本文试图结合集群参与者的个人特征(自我调节定向)、环境线索(阀限效应、调节定向匹配)对集群规模的形成与扩大予以浅谈。     

杠杆作为趋避的操作定义研究

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做出与趋近或者回避有关的决策并且执行相应的反应。我们会凑近鲜花享受它的芬芳,却小心翼翼地躲开正在布网的蜘蛛。在实验室情景下以往绝大部分研究证实了趋利避害的相容效应即正性情绪引起趋近反应,负性情绪引起回避反应,这似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研究者对趋避的操作性定义不尽相同,没有一个权威的操作定义,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趋避方式,这也导致实验结果无法对比分析,但大多数研究都是运用推拉杠杆作为趋避的操作定义。     

从数量表征到数表征：具身认知视角下的人类数能力获得

数能力是数学认知的基本成分。与动物所具有的基本数能力不同,人类不仅具备数量表征能力,更重要的是还拥有对数概念进行表征的数表征能力。虽然具身认知与离身认知都对数概念的表征问题进行了解释,但二者却存在明显理论分歧。具身认知观点主要从具身数量表征和数能力发展的具身认知机制两方面为人类独特数能力的获得提供了理论支撑及实证证据。这启示人们需要重视具身学习在数能力形成实践中的关键作用,重视具身数量表征在数学教学中的作用,仍需进一步揭示其内在的心理和神经基础。     

积极总是好的吗？积极元刻板印象对工作记忆的影响及其机制

以往关于元刻板印象的研究集中于消极视角,而对积极元刻板印象如何影响认知加工缺乏相应探讨。本研究采用N-back任务,选取农村大学生为被试,通过3个实验考察积极元刻板印象激活对工作记忆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在工作记忆高难度任务(2-back)中,积极元刻板印象激活会导致更低的正确率,趋近动机在其中起中介作用,核心自我评价起调节作用,即积极元刻板印象激活会通过增加趋近动机,降低高难度任务的正确率,且这一效应仅存在于高核心自我评价者中。本研究将积极元刻板印象窒息效应拓展到认知加工领域,并且揭示了窒息效应的内在机制。     

背外侧前额叶在安慰剂效应中的作用：社会情绪调节研究

为考察安慰剂效应在情绪调节中的脑机制,本研究以社会排斥图片为情绪诱发材料诱发社会疼痛,采用经颅磁刺激技术(transcranialmagneticstimulation,TMS)激活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prefrontalcortex,DLPFC),并使用事件相关电位观测TMS对安慰剂下调社会疼痛的影响。实验以“TMS组别”(DLPFC组、控制组)为被试间变量,“安慰剂条件”(安慰剂、非安慰剂)为被试内因素。结果发现, DLPFC组(n=50)比控制组(n=50)在安慰剂条件下报告的负性情绪更弱,反映情绪体验强度的晚正成分的波幅也更低,上述组间差异在非安慰剂条件不显著。结果还表明,DLPFC组比控制组更相信安慰剂的效果,愿意花更多的钱来购买安慰剂。此外相关结果发现,由DLPFC激活导致的安慰剂效应增强可有效降低社交焦虑倾向被试的负性社会情绪。本研究是结合脑调控和脑观测技术探讨安慰剂情绪调节脑机制的首次尝试,研究发现不但揭示了DLPFC在安慰剂调节情绪过程中的重要因果作用,还为临床治疗以情绪失调为主要症状的抑郁焦虑等精神障碍患者提供了脑调控干预的可行性脑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