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下的真实自我研究：一种关系的视角

真实自我反映了个体行为与其价值观、信仰、需求等内在状态的一致性程度, 分为特质真实与状态真实。在辨析了真实自我与自我认知、自我概念清晰性、自我一致性、正直、真诚等相关概念的异同, 并梳理该领域已有理论后, 提出真实自我表现或实现的文化差异, 即西方文化中的真实自我是自主动机驱动的, 而东方文化中的真实自我是关系要求驱动的。未来可以将“关系化”作为现象场, 以儒家传统思想为理智资源, 从理论建构、社会现象(新兴网络社交平台、社会变迁), 以及结合具体的研究方法(如跨文化比较、突显情境变化的方法)等方面开展研究。     

从个体到集体：心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记忆

基于拓展思维的社会互动主义视角, 采用流行病学研究思路, 记忆的形成与维护构成了集体记忆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相关研究一方面以“对话”为研究语境, 系统阐释了集体记忆形成中的社会传染、检索诱发遗忘、共享现实和网络聚合等心理机制; 另一方面, 聚焦于既存的记忆, 阐释了集体记忆有效性的心理原则, 同时, 记忆的身份关联性得到了确证。集体记忆心理学研究仍需拓展视野, 加强对文化记忆的有效性研究, 密切关注媒介技术变革引发的记忆变化, 积极推进本土化研究。     

汉语学龄前儿童主、宾关系从句认知特点及语义因素效应的研究

关系从句是人类语言领域句法结构较为复杂的句式,汉语3～5岁儿童是否具有加工关系从句的认知能力,以及该能力是否受句法结构和语义因素的影响,成为该领域当前研究的热点。本研究选取120名3～6岁学龄前儿童,以汉语主、宾关系从句为研究材料,通过操纵从句中核心名词的生命性格局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1)汉语领域内,3～4岁儿童基本上具备了理解句式较为简单的关系从句的能力;(2)5～6岁左右的儿童基本上具备了利用语义因素辅助关系从句加工的能力。总之,汉语学龄前儿童具备了加工关系从句的认知能力,且高年级儿童可以利用语义因素辅助从句加工。     

追星致害中明星、经纪公司的安保义务与责任承担

在追星致害中,基于与粉丝之间的特殊关系,明星、经纪公司负有安保义务,未履行安保义务造成粉丝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明星、经纪公司在网络空间负有危险控制义务,在物理空间负有警告义务、通知义务和保护义务。在责任承担上,可以《民法典》第1198条为主要依据,结合第1195条、第1197条、第1171条和第1172条,在网络空间建构连带责任与相应的补充责任的协调适用规则,在物理空间建立安保义务人之间的类型化责任分担机制,力争在保护粉丝合法权益的同时,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考虑明星与经纪公司之间所签订的经理人合同、演出经纪合同、演艺经纪合同等具有委托、代理、行纪、居间等综合属性,经纪公司承担的相应的补充责任最终由明星承担,除非合同有特别约定或参照适用劳动合同。经纪公司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明星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经纪公司追偿。     

“法自然”与“辅自然”:老子“自然”概念的两层分疏

对老子的“自然”概念可作两层分疏：“法自然”与“辅自然”。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言,从文法修辞上可以还原为“人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人法地、天、道也就是人“法自然”(自然是地、天、道的本质),人“法自然”的诠释路线可以克服“道法自然”的诠释困境。就“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百姓皆谓我自然”而言,讲的是圣人“辅自然”,意在君王应顺辅百姓之自然。其他关于“自然”的原文及思想,均可统摄在“法自然”与“辅自然”的两层义涵之中。人“法自然”是在天人(天道与人道)关系里讨论修身智慧,是向上法(人取法地、天、道之自然),凸显天道的本原地位;圣人“辅自然”是在君民关系里讨论治国智慧,是向下辅(圣人辅百姓之自然),凸显民的自主性地位。     

人与自然关系:作为中西文学发展的重要线索

人与自然关系是文学表现的重要母题。透过文学的发展,可以窥视出人类社会在社会实践推动下所走过的历史道路。本文意在通过中西文学发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过程,并在历史的视野中审视生态批判的当代意义。     

劳动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伦理视角

劳动关系问题上的争论往往涉及社会的道德与伦理。许多劳动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具体标准的争论常常会上升为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抽象的概念、定义之争。和谐的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从社会伦理视角深入研究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的各种因素,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不无裨益。     

《春秋》“夫人何以不称姜氏”笔法新释——兼议春秋初期齐、鲁之关系

在现存《春秋》对鲁国国君夫人的记载中,出现过两例极为特殊的用法。一为《庄公元年》所记载:“三月,夫人孙于齐。”一为《僖公元年》所记载:“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按照《春秋》的义例,在记载国君夫人时照例应书明其姓。但在这两段文字中,两位夫人同样都来自于齐国,却同样被史官隐匿了“姜”姓。自《公羊》《谷梁》而下,学者们对于这个问题提出非常多的解释,但都未能形成通解。然而,在史官突兀地改变其记事文例的表象之下,实际上反映着当时齐国与鲁国两个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与外交态度的转变,故而有必要再行探讨与厘清,力求还原文本真实与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