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与孝伦理

近年来孝伦理在我国学界引起广泛的兴趣和讨论 ,本文论述了孝意识的自然基础和社会起源 ,指出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孝伦理的严重扭曲和对封建孝道进行批判的必要性。同时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指出 ,作为社会伦理观念的孝道在当代社会的积极意义 ,社会主义孝道的合理内容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进行孝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儒家文化中的人际关系理论

儒家文化中蕴含着迥异于西方的、丰富的人际关系理论 ,它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人际关系的主要指导原则和规范。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人际关系理论 ,已经建立了以“仁”为核心 ,以“礼”为整合手段 ,以宗亲关系为出发点 ,以整体主义为处理人己、群我关系的基本原则等较为完整的人际关系思想体系。     

“希望”何以被视为最重要“学说”甚或唯一论题——伽达默尔哲学中的“希望”之思探论

“希望”问题在伽达默尔思想中具有整体性的、内在性的重要意义,是他后期声称的最重要“学说”,也是他没有任何保留地捍卫的唯一论题。伽达默尔承续海德格尔思想,既肯定时间性、历史性之于解释学的重大意义,也强调未来性之于实践哲学理智理想的内在关联。不同于将希望归为宗教上的上帝信仰、视作心理性的激情之物,抑或作为科学知识的应用的理解,伽达默尔把希望问题看作哲学性论题,将其置于“人的此在”的存在结构要素、实践哲学的“理智理想”和生活世界规划创造三个维度上分析,阐明希望既是人的此在的自身理解与规定,且由其显现而构成存在本身,也是实践理性具体化的普遍性理智理想,还是生活世界应有改变的可能性规划与期望构想。解释学存在论、实践理智具体化,整体方向性、未来性和历史性的统一以及理性自由共同构成了“希望”之思的重要特性。伽达默尔主张希望不由外而来,而来自人的此在之理解,“逻各斯”与“努斯”精神相结合,是以善本身为目的的世界定向筹划。哲学的工作和任务在于,让超越性的“希望”得到理性化、具体化与现实化之规定、实行,以使人们从中获得关于希望的满足和实现。     

推基古

经文:西4:7—8,弗6:21—22 一、默默无闻 推基古的生平我们知道得很少,他生于哪一年,死于哪一年我们都无法知晓。从圣经中我们知道他是小亚西亚人(徒20:4)。出现在圣经中一共有五次(西4:7—8,弗6:21—22。徒20:4,提后4:12,多3:12),在这五次的记载中并没有提到他做了什么大事,或者在教会中担任什么要职,而总是作为一个陪伴保罗、为保罗送信。     

东正教会对伏尔泰圣经批判的驳斥——以帕里奥斯的《解药》为例

18世纪末,以自然神论为基础的伏尔泰的圣经批判传入了启蒙时期的希腊,因其对圣经启示真理及基督教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等教义的否定引发了东正教人士的普遍不满与反驳。然而以往有关希腊启蒙时期的历史书写出于对启蒙价值的认同,不仅不会过多关注这一时期的反启蒙因素,而且还倾向于笼统地批判这些反启蒙意见,使其不能获得自身语境内的解读与理解。本文以这一时期一部典型的驳斥伏尔泰圣经批判的东正教护教作品(帕里奥斯的《解药》)为主要研究对象,尝试从帕里奥斯所秉承的源于希腊教父的二元知识论出发,分析解读他对启蒙唯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解经模式的质疑与批评。     

论“道德的形上学”建立之逻辑进路及其意义——以王兴国教授之牟宗三研究为中心的展开

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是一种现代形态的哲学间架,是牟氏哲学地建立起来的新儒学。其之所以能哲学地建立起来,端赖其逻辑进路。由逻辑之先验性照见纯理自身,既而进至知性主体,再由知性主体之不足,而朗现儒学之心性道德主体,这是唯一的先验超越本体,"道德的形上学"至此而建立。逻辑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是理解"道德的形上学"何以必须建立之根本进路。只有把握了这一进路,"道德的形上学"之内涵及其意义才能得以全盘展露。     

应得的类型

按照应得是否具有坚实的基础,应得可以划分为自然的应得、行动的应得和规则的应得三种基本类型。自然的应得属于直接断言的应得,主要表达人们的道德态度和道德评价。行动的应得以主体有目的的行为为基础,涉及行为后果和个人责任的判定。行动的应得能够构成对平等主义的真正批评。规则的应得和行动的应得相互交织,但规则的应得其根据来自于"在先"的规则,表达的真实意义是资格。以有无基础为标准而划分出的应得类型可以增加概念的清晰性,有助于澄清日常语言中各种应得概念的内涵。     

康德道德—政治哲学的革命意义

康德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写的一系列后期论述中,为了克服人性中根本恶为目标、造就遵循道德准则的新人,提出了思想革命的主张。他的启蒙观和历史观把道德的思想革命推向社会历史领域,形成了以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的道德要求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哲学,为"人可以希望什么"的批判哲学问题,描绘了朝向更善目标进步的历史进步的政治蓝图。     

学校归属感与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关系:学习焦虑的中介效应与同伴关系的调节效应

为探讨学校归属感对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阶段环境匹配理论,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山东省青岛市65所中学3355名高二年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在控制了性别和上网时间后,学校归属感对青少年手机依赖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2)学习焦虑在学校归属感与青少年手机依赖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学校归属感对青少年手机依赖的直接作用、学习焦虑的中介作用均受到同伴关系的调节,且相对于同伴关系水平低的个体,学校归属感对手机依赖、学校归属感对学习焦虑以及学习焦虑对手机依赖的作用都在同伴关系水平高的个体中更强。本研究有利于揭示学校归属感是如何影响青少年手机依赖的,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对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影响更强/更弱,对移动互联网时代预防青少年手机依赖有一定启示意义。     

代“天之天”为“人之天”及其多重意蕴

天人关系是儒家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从先秦开始,辩析天人即构成了儒家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而由此形成的人文传统则绵绵不绝。明清之际,以天崩地解的社会震荡为背景,天人之辩获得了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并进一步展开于儒家价值体系的各个侧面。当然,时代的变迁使明清之际诸儒在延续传统的同时,又对天人关系作了新的定位,后者从一个视角展示了明清之际儒家价值体系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