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在理由真的存在吗——威廉斯和麦克道威尔之争

关于行动理由的内在主义,麦克道威尔和威廉斯之间有过一次有趣的争论。麦克道威尔声称,可以在不挑战动机休谟主义的前提下证明外在理由是存在的,而威廉斯则批评麦克道威尔的看法陷入了某种“榜样模型”。威廉斯对于麦克道威尔的回应并不十分成功,因为他的理由内在主义也是某种榜样模型,更好的回应是诉诸行动理由与行动解释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麦克道威尔所说的外在理由无法满足解释行动的要求。     

斯宾诺莎的奠基必然主义

对斯宾诺莎的必然主义的理解,必须突破“平原景观”的琐碎本体论框架,转向一种“山地景观”的奠基本体论：不仅要问是否存在必然实体,更要追问,在所有必然事物中,何者最为基础。从奠基的观点看,脱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谈论必然主义并不可行,对严格必然主义的因果决定论辩护也不令人满意;借助对斯宾诺莎反抽象主义的分析,有助于建立一个关于奠基必然主义的类比论证;只有温和必然主义才是一种奠基必然主义,才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这有助于突显实体的基础性地位,也有助于澄清宿命论对必然主义的本体论依赖关系。     

模态与本质：先验的模态本质主义知识论——以洛的严肃本质主义知识论为例

本质主义在近几年模态知识论的讨论中得到了大量的关注和认可。继法恩对本质的模态性解释路径提出挑战之后,学界掀起了新亚里士多德式的本质主义的新浪潮。洛提出了一种先验的严肃本质主义,他认为我们可以凭借对给定事物的真实定义的理解而把握到该事物的本质,然后再依据桥律(□xP→□P)我们就可获得模态知识。我们认为,面对自然类事物的模态探讨时,运用纯粹的先验方法总会顾此而失彼,而采用一种混合式的分析进路将会是未来探讨如何获得模态知识的主要趋势。     

墨家伦理学在西方百年译介和接受行旅

墨家学说自19世纪被译介到西方以降,其伦理学便备受关注,亦争议不断,百年来墨家伦理学说内涵和意义发生了多次变异和偏离,在西方先后被阐释为宗教想象、功利主义、后果主义,更是引发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汉学界两次旷日持久的大讨论。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跨文化阐释和学术争鸣中,墨家伦理学获得了西方汉学界持续广泛关注,促进了其伦理学经典谱写的生成,也提升了墨家学说乃至先秦哲学在西方哲学话语场的在场性。     

打开理解之门的秘钥——基于假装概念的三元素语言理解模型

根据指称主义语义学,一个专名的语义贡献仅仅在于其所指称的个体对象。在指称主义前提下,根据四元素语言理解模型,听者对包含专名的单称语句的理解在于把握说者表达的以专名所指称的个体对象为构成成分的单称命题。本文论证,在说者和听者对一个专名是否有所指称有分歧的情况下,会普遍地出现对单称语句的理解难题。为解决该难题,本文尝试利用假装概念,提出三元素语言理解模型,通过回应可能质疑对该模型进行辩护,并指出未来工作方向。     

内在理由和理由唯我论——对威廉斯理由内在主义的批评

威廉斯的内在理由论是一种理由内在主义,他认为一切理由都是内在理由,而欲望是行动理由的唯一根据。威廉斯得到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动机内在主义,即认为当行动者相信其有理由做某事的时候,他必然也有一个相应的行动动机;而具体的论证策略则是将规范的理由还原为解释的理由。威廉斯的论证策略或许可以解释人们的行动机制,但却会取消理由的规范性维度,甚至会取消规范性本身。因为理由内在主义是一种理由唯我论,无法保证理由之规范性的普遍性要求。     

复合后果主义与行善的限度

为了应对道德的严苛性批判并提供合理的行善要求,复合后果主义区分了道德问题所属的领域,并限制了道德规则的应用范围。但是,当我们运用复合后果主义解决道德问题时,将面临道德跨领域冲突的挑战,这种冲突揭示了复合后果主义因缺少对多元价值的讨论所导致的理论困境。基于个人视角的偏倚性理由能够为行动者提供具有规范性的行动理由,这种规范性为个人的慈善行为施加了限制,修正了复合后果主义的行善要求。     

从实验主义到整体设计:2018年党政机构改革的深层逻辑分析

机构改革作为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动力,建国70周年以来,党和国家都尤为注重党政机构体系设置。改革开放前,针对政府机构数量繁多,部门重叠等情况,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先后进行了四次政府机构改革。改革开放后,为顺应国家发展需求,聚焦于政府职能等问题,我国共进行了八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本文结合机构改革的现实情境,纵向考量我国机构改革的历史沿革,立足于政府改革与历史情境的相互关系,以机构改革的内在逻辑为着眼点,聚焦机构改革的发展趋势,系统梳理历次改革的内容,从机构改革动力、改革内容、推进方式、改革路径这四个方面,梳理历次党政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分析阐述机构改革的内在机理,挖掘实验主义与整体设计治理下,历次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及内在机理,以探究我国2018年党政机构改革的深层逻辑。     

戴震的道德絮情理论及其普遍正义原则

在诸多戴震道德哲学诠释中,"达情遂欲"的情欲主义、"能知故善"的理性主义抑或"遂其群生"的功利主义皆有之。这些诠释可能都没有触及到戴震道德哲学的真谛。戴震论"心"既有"知"也有"情",论"情"既讲自然情欲也讲道德情感。在戴震看来,人类顺承天地生生之德,在孟子"不忍人之心"这一纯粹内在"反思性情感"的自主驱动之下,通过"自求其情""以情絜情"和"情得其平"三个步骤,最终指向了"天下共遂其生"的普遍正义状态。戴震道德哲学并没有将道德动机简单归结为情欲满足最大化,也没有将絜情工夫简单理解成功利的算计,而是力图在生活实践中发挥每个人的道德情感平衡要求以实现普遍公平正义。这一以情感主义为基础的道德哲学建构极具挑战性,能够自成一格,当是明清以来不可多得的儒学新诠。     

帮助情境中的预测偏差:成因与应对

理解帮助情境中社会性判断的特征对促成高效率和满意度的互动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帮助与被帮助者因占据不同角色, 对帮助可能性,质量,心理感受和偏好方式等存在不对称的知觉, 进而在预测对方心理与行为时发生偏差, 可能阻碍合作的产生和亲社会行为的传递.此类偏差具有必然性, 受个体认知策略局限性和社会性因素的影响, 并可根据其成因有的放矢地应对.未来可以探讨帮助发生的媒介,双方的社会关系以及帮助的类型与偏差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