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气象论：新时代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构建的新思考

要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公共管理学,首先要弄清特色、风格、气派等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整体性联系。在结合中国古今文论,辨析特色、风格、气派、境界、精神和气象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本文发展了评价作品、研究和构建学科、学术的新气象论,指出气象是综合了特色、风格、气派、境界、精神等诸要素的更为整合性的概念,意为作品、研究、学科、学术等在整体上所形成的内外合一的总体性景象,而精神则是其核心要素、支柱和灵魂。之后,基于大视域俯瞰法,通过与中国历史、特别久远的未来以及其他国家的大时空的比较分析,本文指出“共和气象、人民精神”应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公共管理学构建的整体和核心目标,并探讨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路径。     

主观社会阶层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中介作用

研究旨在通过两个实验分别探讨主观社会阶层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结果发现:(1)主观社会阶层对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主观社会阶层感知高的个体更愿意保护环境并为环境活动贡献金钱.(2)物质主义价值观在社会阶层影响亲环境行为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即高社会阶层的个体物质主义程度较低并更加亲环境,而低社会阶层的个体则...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的结构、主旨和影响

青年毛泽东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以调和目的论和义务论、克服自我实现主义弊端的至善论思想为理论主旨,从结构上分为三个主要部分：一是以终极对子“心理”为核心的道德本体论思考,二是以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为内容的两大伦理学主张,三是心力为本的伦理学旨归。两大伦理学主张是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个人主义集中反映了价值原则,现实主义集中反映了真理原则。以“诚”为中心原则、以价值和真理及相互关系为根本逻辑形成的两大思想链条是毛泽东早年思维结构中的关键内容,对其实践性格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此后其更加成熟的哲学思想提供了潜在线索。     

塞拉斯及其后继者：从语义学的视角看

自罗蒂将塞拉斯的后继者划分为左翼和右翼两个阵营以来,这一划分一直被视作理解北美当代哲学图景的一个重要指针。这一划分尽管凸显了推进塞拉斯思想的两条线索,且得到了来自两个阵营的背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塞拉斯与其后继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该问题内部的复杂肌理可以通过语义学的视角得到澄清。比较布兰顿的语义推论主义、米丽肯的目的论语义学和塞拉斯本人的语义学方案将揭示出,在充分认识到差异的基础上,左翼和右翼塞拉斯主义者各执一端的理论方案可以在一幅整体性图景中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自由至上主义"如何为国家辩护--以诺齐克国家观为例

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认为,国家是个人自然权利在道德边际约束作用下、在利益目标最大化或损害最小化的市场中逐步产生的,所以,国家对任何个人保持中立.与此相对照,功利主义与契约论的国家观实现的只是"仅仅以人为工具";无政府主义则把"以人为目的"虚拟化.然而,依据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国家观的逻辑,其"最小国家"应弱化为"非模式化国家"更为合理.     

现象学中实效主义的基础

皮尔士一直试图为他的实效主义提供一个有效证明。他为了向这个证明提供基础而作出的初步努力表明,实效主义是何等深入地嵌入到了他的哲学系统当中。皮尔士在此研讨的实效主义的基础是他的现象学以及来源于他的现象学的概念配价学说。他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可以合理期待经验将仅仅展示三个"不可分解的元素",并且给出了对自己的归约论题的一个简略证明。另外,皮尔士试图使得哲学成为科学的事情,而为此目的就必须"摒弃所有使得哲学成为文学的努力"。     

弗雷格定理:一个导言

戈特洛布·弗雷格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奠基人,也是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大部分工作都致力于建立一种数学哲学———逻辑主义:算术真理都是逻辑真理。长久以来,哲学家一直认为,罗素悖论彻底瓦解了弗雷格的工作。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在弗雷格那里隐藏着另一个证明:算术公理可以纯粹逻辑地从休谟原则推出。休谟原则是说,概念F的数和概念G的数相同当且仅当存在F和G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这一结果被称为弗雷格定理,它引发了一种新的逻辑主义的兴起。     

意识研究的方法论外在主义

意识研究中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争论由来已久,近年来随着脑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这种争论愈发激烈。巴尔斯的"全局工作空间假设"和埃德尔曼—托诺尼的"动态核假设"是意识的方法论外在主义的代表,它们之间具有相容性和共同核心,为进一步探讨意识的秘密提供了好的方法论。     

现代本质主义的逻辑基础与哲学意蕴

<正>现代分析哲学家致力于意义的分析,力图通过对语言的分析使哲学科学化。以罗素和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前期分析哲学家拒斥一切形而上学,所有导致本质主义的学说均被他们宣布为虚妄。但到     

快乐的本性及其在好生活中的位置——从德性伦理学的视域看

西方伦理学中的快乐主义虽然把快乐作为第一原则,但并未令人满意地界定快乐的本性,由此也带来理论与实践中的重重困境.亚里士多德通过“意见”剥离的方法层层推进,最终得出“快乐是德性活动的必然伴随,且加强着此种活动”.这种对快乐本性的根本厘清一方面纠正了快乐主义的偏颇,另一方面也把快乐放在“好生活”的恰当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