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组织研究的行动主义转向

组织研究以人的主体性行动作为研究元点。组织的结构是对组织连续性行动的具象描述,组织成员和微观过程将组织的宏观变迁关联起来。社会治理场域中的组织研究正在走向关注组织中的行动者、关注组织行动的关联性特征的行动主义路径上来。行动主义主张社会存在于人的行动之中,因此行动主义的组织研究致力于发现组织中的人性和复杂性,发现组织行动的关联性和去中心化特征,这代表着组织研究将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实现双重的转型。进而言之,行动主义为个人行动和组织行动提供了价值指引,不仅将成为后工业社会中组织结构与制度设计的原则,也将成为未来社会治理的原则。     

仁学实践论浅说——儒家仁学思想的历史发生、推扩开展及其实践论反思

自孔子开宗创派、以仁立教以来,有关仁爱、仁道的话语就始终贯穿于儒家的整个理论论说与思想演生的历史脉络中,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儒之为教的实质意义正在于它在历史上建构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话语、理念与实践。就仁道理念的实践次序而言,历史上的儒家大都强调自家庭之孝亲开始,逐渐由近及远地不断扩充践行仁道的范围,推己及人乃至于最终达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高远境界。在今天,我们必须从仁学实践论的进路推进和深化儒家仁学思想的新开展,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其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意识研究的方法论外在主义

意识研究中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争论由来已久,近年来随着脑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这种争论愈发激烈。巴尔斯的全局工作空间假设和埃德尔曼—托诺尼的动态核假设是意识的方法论外在主义的代表,它们之间具有相容性和共同核心,为进一步探讨意识的秘密提供了好的方法论。     

现象学中实效主义的基础

皮尔士一直试图为他的实效主义提供一个有效证明。他为了向这个证明提供基础而作出的初步努力表明,实效主义是何等深入地嵌入到了他的哲学系统当中。皮尔士在此研讨的实效主义的基础是他的现象学以及来源于他的现象学的概念配价学说。他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可以合理期待经验将仅仅展示三个不可分解的元素,并且给出了对自己的归约论题的一个简略证明。另外,皮尔士试图使得哲学成为科学的事情,而为此目的就必须摒弃所有使得哲学成为文学的努力。     

弗雷格定理:一个导言

戈特洛布·弗雷格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奠基人,也是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大部分工作都致力于建立一种数学哲学———逻辑主义:算术真理都是逻辑真理。长久以来,哲学家一直认为,罗素悖论彻底瓦解了弗雷格的工作。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在弗雷格那里隐藏着另一个证明:算术公理可以纯粹逻辑地从休谟原则推出。休谟原则是说,概念F的数和概念G的数相同当且仅当存在F和G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这一结果被称为弗雷格定理,它引发了一种新的逻辑主义的兴起。     

内在理由和理由唯我论——对威廉斯理由内在主义的批评

威廉斯的内在理由论是一种理由内在主义,他认为一切理由都是内在理由,而欲望是行动理由的唯一根据。威廉斯得到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动机内在主义,即认为当行动者相信其有理由做某事的时候,他必然也有一个相应的行动动机;而具体的论证策略则是将规范的理由还原为解释的理由。威廉斯的论证策略或许可以解释人们的行动机制,但却会取消理由的规范性维度,甚至会取消规范性本身。因为理由内在主义是一种理由唯我论,无法保证理由之规范性的普遍性要求。     

复合后果主义与行善的限度

为了应对道德的严苛性批判并提供合理的行善要求,复合后果主义区分了道德问题所属的领域,并限制了道德规则的应用范围。但是,当我们运用复合后果主义解决道德问题时,将面临道德跨领域冲突的挑战,这种冲突揭示了复合后果主义因缺少对多元价值的讨论所导致的理论困境。基于个人视角的偏倚性理由能够为行动者提供具有规范性的行动理由,这种规范性为个人的慈善行为施加了限制,修正了复合后果主义的行善要求。     

从实验主义到整体设计:2018年党政机构改革的深层逻辑分析

机构改革作为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动力,建国70周年以来,党和国家都尤为注重党政机构体系设置。改革开放前,针对政府机构数量繁多,部门重叠等情况,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先后进行了四次政府机构改革。改革开放后,为顺应国家发展需求,聚焦于政府职能等问题,我国共进行了八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本文结合机构改革的现实情境,纵向考量我国机构改革的历史沿革,立足于政府改革与历史情境的相互关系,以机构改革的内在逻辑为着眼点,聚焦机构改革的发展趋势,系统梳理历次改革的内容,从机构改革动力、改革内容、推进方式、改革路径这四个方面,梳理历次党政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分析阐述机构改革的内在机理,挖掘实验主义与整体设计治理下,历次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及内在机理,以探究我国2018年党政机构改革的深层逻辑。     

帮助情境中的预测偏差:成因与应对

理解帮助情境中社会性判断的特征对促成高效率和满意度的互动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帮助与被帮助者因占据不同角色, 对帮助可能性,质量,心理感受和偏好方式等存在不对称的知觉, 进而在预测对方心理与行为时发生偏差, 可能阻碍合作的产生和亲社会行为的传递.此类偏差具有必然性, 受个体认知策略局限性和社会性因素的影响, 并可根据其成因有的放矢地应对.未来可以探讨帮助发生的媒介,双方的社会关系以及帮助的类型与偏差的关系.     

物质主义都是有害的吗?——来自实证和概念的挑战

物质主义指的是一种强调拥有物质财富对于个人生活重要性的价值观念。过往研究多强调其消极效应,但此观点日益面临挑战。实证研究表明物质主义在某些条件下能提升幸福感,也可以作为不安全感的补偿策略。在概念层面,有研究者基于动机的视角指出工具性物质主义是无害的,并且物质主义作为一种身份目标追求,能够建构和维持自我身份。未来研究需进一步为动机取向的物质主义概念提供实证研究的支持、评估物质主义补偿不安全感和提升幸福感的效果、基于认知和动机的整合视角考察物质主义对幸福感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