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理”与“非常理”:朱熹死亡观念的一个侧面

为解释死亡发生的根本原因并应对死亡所带来的社会失序问题,朱熹从理气宇宙论与道德生命观出发,按照"常理"与"非常理"的死亡分类模式,一方面将"人死为鬼""人死气散"视为"生死之常理",并通过祖先与子孙间的祭祀感格弥缝因死亡所造成的人伦秩序的断裂;另一方面,又将强死为厉解释为气未散尽的非常理状态,并通过终归于散与道德生命的修养等途径予以安顿。朱熹建构了一套理学化的死亡知识体系,具有周全性与涵容性的特点,其中蕴含的儒家人文主义气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由伦理学何以可能

近代伦理学是一种自由之伦理学"。可是,从表面上看,自由与伦理是矛盾的:自由是行为主体的自我决定,其意向性是无限的;而伦理、道德则关涉到行为规范,规范则意味着限制。但当我们把自由划分为精神自由与行为自由两种,我们就会发现,精神自由(意志自由)固然是无限的,但精神自由的真正实现是需要有理由的支撑的,所以精神自由便能够自主地确立伦理规范。而行为自由并不是无限的,所以需要有伦理规范施加的制约,制约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大和更长远的行为自由的实现。一句话,精神自由为了行为自由之故而确立伦理规范,从而对行为自由予以限制,最终以换取更大的行为自由的可能性。于是,自由与伦理学就并不矛盾了,而是和谐地贯通在一起。所谓自由伦理学,便拥有了基于自由的伦理学和为了自由的伦理学这双重涵义。     

先秦儒家道德认同智慧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诸多道德观念与道德要求得到中华民族的广泛认同和长久传承,有些直至今天还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体现了先秦儒家的道德认同智慧:如从"天人合一""人性同一""己他相通"角度回答"人为什么要认同道德",从现实人伦建构道德理论体系,形成"伦—道—德—行"道德认同模式,提出"家国天下"道德认同目标,形成"内修"和"外铄"道德认同机制等。这些智慧在如何确立道德认同基点、树立共同道德价值目标、形成道德共同体、增强道德文化自信等方面对当今社会的道德认同构建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完满友爱:“自我关切”还是“非自我关切”?——对亚里士多德“友爱论”中一个老问题的新解答

完满友爱行为究竟是为朋友之故还是为自己之故?这是亚里士多德"友爱论"中一直存有争议且影响其伦理学定性的老问题。以"利己"-"利他"主义模式分析这一问题并不合适。由亚氏"灵魂论"之"欲望"-"希求"界定的"自我关切"-"非自我关切"可作为疏解此问题的恰当概念:前者表明非完满友爱之"争",后者揭示出完满友爱之"让"。"让"是为回应"德事"之需,共同之"德事"则构成完满友爱所互同(通)之根基。作为"非自我关切"的共同德事是化解亚氏表面矛盾的基础,以成全德事为己任的完满友爱共同(通)体既有优势,亦有局限。     

女性面孔吸引力的加工及其对男性诚实道德行为的影响:一项ERP研究

研究考察了不同女性面孔吸引力情境对男性被试诚实道德决策行为的影响,同时采用ERP技术对社会情境中面孔吸引力的信息加工方式特点进行探究。结果发现,高面孔吸引力记录员情境中被试倾向更加真实地报告自己的预测结果而表现出更多诚实的道德决策;ERP结果则发现高吸引力记录员面孔较之于低吸引力记录员面孔在反应提示界面在大脑中后部诱发更大的早期N200成分。结果提示,在与面孔审美评价无关的社会情境中个体面孔的吸引力信息能够被快速识别与自动化加工,同时也会直接促进他人自身的道德行为水平。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经济向度的伦理辩护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的现实根据不是道德观念的革新,而是道德生活世界的建造。因此,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现代构建,基础性条件在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到场。没有个人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意义上的经济解放,就不可能有个人在道德意义上的自我解放。而个人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意义上获得真正的经济解放,必然性前提是个人必须获得具有我国特色的、确定性的、明晰的现代产权,这是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经济向度进行伦理辩护的逻辑起点。最后,本文进一步指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应属现阶段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经济向度中的分配正义。     

善因营销的捐赠水平与消费者态度: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检验

通过两个实验,探讨了善因营销的捐赠水平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尤其是考察了道德提升感的中介作用以及产品-公益事业拟合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善因营销的捐赠水平对消费者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道德提升感在捐赠水平与消费者态度之间起中介作用。与此同时,产品-公益事业拟合度显著地调节了捐赠水平与道德提升感的关系,且该调节关系通过道德提升感的中介作用来进一步影响消费者态度。     

康德道德哲学中双重世界的区分

在《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第三章中,为了实践目的,康德提出感性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区分。根据《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以下简称GMS),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既可以是两个世界,也可以是人看待自身的两种方式。康德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都对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做出区分。在理论哲学中,除了解决二律背反外,这一区分最重要的作用是为实践哲学腾出位置。通过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的区分,康德解决了道德律与自由之间的循环论证问题,并通过这一区分试图论证道德律作为先天综合命题的可能性。尽管最终康德断言我们对理知世界一无所知,因而也对自由一无所知,所以道德律作为一项令式的可理解性仍然是一个问题,但至少在消极的意义上遏制了道德虚无主义的威胁。     

道德概念净脏隐喻及其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通过3个实验考察道德概念净脏隐喻的心理现实性以及道德概念净脏背景和净脏自身隐喻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及其差异。结果表明：（1）道德概念净脏隐喻具有心理现实性,即被试在洁净背景上判断道德词的反应时更快,在肮脏背景上判断不道德词的反应时更快。（2）当将道德两难故事呈现在肮脏背景上时,相比于呈现在洁净背景上,被试更容易将故事主人公的行为判断为不道德,表现出隐喻一致性效应。（3）相比于肮脏自身启动,被试在洁净自身启动下对道德两难故事主人公的行为判断为更加不道德,表现出隐喻补偿性效应。（4）相比于洁净背景启动,被试在洁净自身启动下对道德两难故事的判断更加严厉;相比于肮脏背景启动,被试在肮脏自身启动下对道德两难故事的判断更加宽松。研究结果证明,道德概念净脏隐喻具有心理现实性,净脏背景和净脏自身隐喻均影响个体的道德判断,并且二者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不同。     

合作治理中的道德能力

合作治理要求多元治理主体具有与治理复杂公共事务相应的治理能力,而道德能力则是治理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后工业社会复杂性的日益增长以及服务关系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内在地要求唤醒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这就需要公共管理者在处理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时,要有相应的道德认知能力、道德判断能力、道德选择能力及道德行动能力。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必须通过制度重构来实现,这即是说,通过道德的制度设置使得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及道德感得以唤醒,并成为其普遍的行动范式,这就要通过制度安排从根本上改变其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而制度重构对公共管理者来说是一个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同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