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与行动的Trying理论

Trying理论主张行动者的努力尝试是所有行动的要件,且它就是行动本身。在当代行动哲学中,洪恩斯比与戴维森之间围绕Trying理论的争论,体现为对维特根斯坦"剩余项"问题的不同解答。然而洪恩斯比与戴维森的理解都不能令人满意。维特根斯坦所关心的是,不能由于意志论的直觉而陷入以因果机制类比意志作用的幻象;行动本质上区别于被动遭受的事件,但这不是两类因果作用的分野,而是两种语言游戏的差异。     

草的意志

提起草,人们就会想到绿草如茵,草长莺飞。似乎很少有人想到干草枯黄,临风孤立。闲看花开花落,静观云卷云舒,可很少有人留意草生草长。知道燕归雁去是季节的交替,晓得叶落叶生是冬去春来,可又有谁在意过草的存在与枯萎。初春,大地上星星点点的绿带来惊喜,那是因为看到春天的脚步已临近。暮秋,忙碌田野的收获,还有谁会在意这草终究是渐渐枯萎,还是一夜变黄。     

婚姻质量对父母协同养育的影响：基于共同命运模型的跨层中介分析

共同命运模型(common fate model, CFM)是在家庭或二元层面研究中值得信赖的模型, 其更好地解释了亲密关系内在的相互依赖性。本研究基于共同命运模型探讨了家庭整体婚姻质量对父母协同养育程度的影响, 以及教养能力感在两者间的跨层中介作用。采用问卷法分层整群抽取上海市幼儿园中孩子(平均年龄5.14岁, 年龄范围4~7岁)的父亲与母亲参与调研, 分两个时间段(T1, T2; 间隔1年)收集数据, 最终得到650个家庭的父亲、母亲的婚姻满意度问卷(T1), 教养能力感问卷(T2)和协同养育感知问卷(T2)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 (1)基于共同命运模型, 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正向预测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 并负向预测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 (2)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正向预测父母各自的教养能力感; (3)父母各自的教养能力感正向预测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 并负向预测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 (4)父母个人层面的教养能力感在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与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和破坏性协同养育起中介作用。总之, 本研究基于追踪数据运用共同命运模型, 并结合家庭层面(婚姻质量和协同养育)和个人层面(教养能力感)探讨了教养能力感在婚姻质量与父母协同养育间的跨层中介效应, 为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与指导意见, 并进一步促进了共同命运模型发展。     

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采用父母心理控制问卷、孤独感问卷、意志控制问卷和抑郁问卷对688名中学生（平均年龄15.62岁,男生314人）进行调查,考察了心理控制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孤独感的中介作用以及意志控制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在控制了年龄和性别之后,父母心理控制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2）孤独感在父母心理控制和青少年抑郁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孤独感的中介作用受到意志控制的调节。因此,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抑郁之间既存在中介效应又存在调节效应。     

“2014崇圣国际论坛”在大理崇圣寺举行

正本刊讯11月1日,云南省佛教协会、大理崇圣寺联合主办的"2014崇圣国际论坛——佛教与亚洲人民的共同命运"在大理崇圣寺举行。来自柬埔寨、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泰国、缅甸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多位僧王、佛教领袖,70余位国内佛教学者,云南三大语系僧团代表,国家宗教事务局及云南省、大理州相关部门领导,国内佛教主流媒体及崇圣寺四众弟子500余人出席这一佛教年度盛事。     

黑格尔论自律和他律的统一

康德虽然创立了自律论的道德哲学体系,实现了道德哲学的哥白尼革命,使道德从他律转变为自律,但却受到了黑格尔的批判。黑格尔认为道德虽然是主观意志的自我规定,但人的自我意志又是受到客观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规律规定的。道德需要在伦理阶段才能突破它的主观性,实现其真正的内容,否则道德原则和义务原则就没有内容。与此相一致,作为道德要素的善、义务和良心在道德阶段也只是主观的、纯形式的,需要在伦理关系中才能变成现实。道德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他律的内容需要通过自律的形式得以实现,自律的形式必须以他律为内容才能变成现实。     

维特根斯坦论意志与经验

前后期维特根斯坦都讨论了意志问题.按照前期维特根斯坦的理解,意志的行使或者说内在的意志行为不是任何一种经验或现象,进而受意志支配的行动对于行动者本人来说也不是任何一种经验或现象.尽管如此,意志必定总是与某种感受或关于这种感受的心象联系在一起的,后者之出现与否可以说构成了意志是否得到了完全地行使的判定标准.后期维特根斯坦对这样的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反省和批评,指出我们既不能断言意志是经验,也不能断言意志不是经验;哲学家们为这两种断言所提供的论证均是不成立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     

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基于人类欲求之等级结构的分析

当我们讨论自由这一概念时,可以将人类的自由理解为由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两部分组成。在文章《两种自由概念》①中,以赛亚.伯林论述了对行动自由的两种不同理解: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本文在伯林两种自由概念之划分的基础上,借助哈里.弗兰克对于人的意志这一概念的构建,试图阐释和分析自由的四个相关概念:意志自由,思考的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根据伯林的区分,第一个和第三个表达是自由的积极概念;第二个和第四个表达是自由的消极概念。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运用查尔斯.泰勒所提出的"机会概念"和"实践概念"对上述四个表达进行区分。其中,意志自由和积极自由是"实践概念",思考的自由和消极自由是"机会概念"。     

方法影响结果?方法变异的本质、影响及控制

方法变异是由研究方法导致的系统误差.方法变异既可能产生结构层面的影响,也可能产生题目层面的影响;既可能影响单个结构的测量,也可能影响用相同方法研究的多个结构之间的关系,还可能影响用相同方法研究的多个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到相关领域的理论建构.在控制方法变异时,可采取过程控制法和统计控制法,最好先用过程控制法.     

共同价值观：超出想象的国家力量

中国道路需要主导理论和共同价值观。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重要时期,社会从单质化向多质或异质化转型,从简单向复杂化发展,各种思想文化在激荡,人们思想的独立性、多元性、差异性显著增强。中国秩序整合,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社会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都离不开来自共同价值观的维系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