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佛典的翻译和编辑中存在的中国化问题

正笔者的研究课题之一就是从多种角度考察六朝时代,尤其是五世纪至六世纪汉译经典翻译和编辑的具体状态。此与印度原典进行汉译时发生变化的要素究竟为何的问题密切相关。本文将针对印度的佛典在翻译为汉语并得到继承和受容之际,围绕经典所发生的中国化(Sinification)乃至中国民族化、本土化的问题进行若干考察与探究。     

《渭城里大寺碑》记载的经学传系 下CSSCISSCI

关于摆巴巴（碑文“摆”字,为小经拼音）学传,白寿彝《中国伊斯兰经师传》说道：“海巴巴、海巴巴的弟子兰州马、兰州马的弟子摆阿訇、摆阿訇的弟子周老爷,在登洲的传授系统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因记载的缺乏,他们的名字和生死年都没有传下来。”今西安教内相传的,除与之相同的内容以外,还有其故里是泾阳塔底,以及摆巴收周阿訇为徒时的一些故事传说等。     

“做中国哲学”中的经典与文明——读赵汀阳先生《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

赵汀阳的《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对当代中西方哲学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并基于“第一哲学”的追求,对“中国哲学”的特征进行阐述。其中,赵汀阳对“经学传统”与“心学传统”的批评,事实上是对两种经典观的批评,指向的是当代的经典研究中的问题。对今天“做中国哲学”而言,经典意识与文明意识非常重要,经典意识意味着回到本源性问题,在这一意义上,经典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基于现实生活经验进行哲学创造的资源。文明意识意味着,在文明立场中保持哲学面向本源问题的普遍主义品质。经典与汉语,构成中国文明的主要形式。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做哲学”,其表现形式事实上便是“做中国哲学”。     

从张之洞、吴汝纶经学课程观看清末儒学传统的中断

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使传统上处于核心地位的经学课程失去其重要地位 ,致使儒学面临中断的威胁 ,这是与权力中心接近、受经学熏陶的官绅亲手从正反两面促成的 ,他们在情理上必然处于紧张对立状态 ,在理性上吸收西方知识 ,在情感上对经学依恋不舍。通过对历史发展的理论预设和对张之洞、吴汝纶经学课程设置观的典型分析 ,既可以揭示他们心理趋向的异同 ,也可以反观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内在线索。     

经典的无限性意味——张栻“维经无穷”理念新解

传统儒者对于经典以“笃信”为首要原则,对其的诠释不能违背它的本意,这种缺乏批判视角的立场似乎将经典意涵的诠释封闭在了一个“有限性”的空间之内;但是儒家经典还具有“无限性”的一面,它是通过“言外旨”和“知行互发”的思考共同打开的广阔意义空间,张栻将其称之为“维经无穷”。这个理念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它要求诠释主体创造性的参与过程,因此张栻对经典的阅读者和注释者分别提出了具体的不同要求;其二,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涵咏体味”、“拈出眼目”等经验性的经学思想表述实有其背后深刻的学理依据;其三,它揭示出诠释者的“气习”直接影响着经典“无限性”空间的丰富开辟方式,这对反思经学诠释与中国哲学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经学现代化”的历史变革与新范式的可能性北大核心

从“五四”至今,“经学的现代化”的进程始终伴随着研究者们对西方理论之冲击的回应。然而,对西方理论的误读性应用却贯穿了“经学现代化”之历程:“五四”时期的“实证主义”颠覆了经学的统治地位,并产生了至今依然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方面,经学被视为一种研究注疏的技艺科学;另一方面,经学被判定为政权证明自身合法性的文化伪装。新时代的经学研究应追溯、立足并发展经学的源始定位,在此基础上讨论一种未来经学研究的可能范式,通过“自我阐释”使作为学术的经学、作为政治的经学、作为伦理的经学与作为历史的经学成为经学中有差异的统一。     

选择与布局:江西六朝艺术博物馆景观规划研究

提及景观设计,大部分人触及和了解的都是风景与园林的规划设计,它的要素包括自然景观要素和人工景观要素。景观设计是资源规划、生态、地理等多种学科的交叉融合,在不同的学科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就未来构建的江西六朝古墓群景观设计来看,其景观设计主要服务于六朝时期的墓群景观设计规划、审美类型的选择、个体的布局等。     

20世纪的易学研究及其重要特色——《百年易学菁华集成》前言

回顾20世纪的易学研究,其中有两件最重要的"大事":一是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学者们用新的研究视野和历史观念对易学展开了全新的研究,在《周易》经传研究、易学史研究、象数与义理研究上都取得了巨大突破;二是一些极具研究价值的易学考古文献的发现,展现了早期易学的丰富面貌,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考量一些历史成说,这在今后的易学研究中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今天的易学研究只有"面向易学作为经学的事实本身",才能使源远流长的易学文化得到真正的继承与发扬,更好地应对时代和未来的问题。     

六朝南方开发的几个问题

六朝时代是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在魏晋南北朝总的衰退背景下展开的,不利的气候环境以及开发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灾害都影响着南方开发的深度与广度。在南方社会经济发生了有别于汉代质的变化的同时,汉代发展落后的局部地区后来居上,远远超过汉代水平;但一些汉代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却呈现出明显的衰退迹象,长江流域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并非都呈上升趋势。在六朝这一特定时期,大族广占依附人口及封占山水,是南方开发中必要的先进生产力形式,应予充分肯定     

蒙文通先生佛学研究中的经学问题

“推治经之法以治佛典”是后人对蒙文通先生佛学研究的一条概括,为充分理解这句话背后所包含的意义,本文从蒙先生为何“推治经之法以治佛典”和如何“推治经之法以治佛典”这两个问题入手,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蒙先生到支那内学院问学的前因后果,以及他“南走吴越”的真实意图;从学术的角度考察了蒙先生与廖平的师承,以及他们同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学术差异,指出了蒙先生“治经之法”具体内容,揭示了其思想渊源和学术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