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释经学与中国训诂学的几点比较

释经学与训诂学分别是西方和中国对重要经典阐释的系统,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在涵义、缘起、方法、传统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从而其演变结果自然不同.     

王安石的经学观与经学解释学

本文探讨王安石对经书、经学的总体看法及其经学解释方法。王安石认为,经书是古代圣王之政的记载,经学则是古代圣王教化百姓、修身治国的有效工具。孔、孟儒学是古代圣王时代经学的继述者,而汉唐儒学却拘泥于章句传注,未能得到经书中的圣王之道,他希望通过自已的新经学来经世治民,使古代圣王时代的理想政治再现于北宋王朝。在处理经书解释中的心与理、古与今、理与事、言与意关系基础上,王安石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经学解释学。     

王廷相道寓于“六经”的思想

王廷相提出道寓于“六经”的思想,以“六经”为载道之文,强调求道于“六经”,而不讲“四书”;并尊孔非孟,批评宋儒之学。以维护孔子及“六经”的权威来降低孟子、朱熹及“四书”的权威和重要性,修正朱学的流弊,这在经学史和理学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王延相经学与理学思想的独特性。     

港澳台、海外教会消息北大核心

血浓于水 同胞情深 香港教会踊跃捐输赈灾 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为援助内地抗洪救灾,于8月12日将港币50万元,送交香港红十字会代为施赈。联会现正发动募捐运动,呼吁全港教会踊跃支持。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目前正以“教会行动”的名义。     

稷下争鸣与经学一统

稷下学宫中的百家争鸣是齐文化尊贤重士传统的产物,而经学则是汉武帝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两汉时期的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其中今文经学被汉王朝立为官学,设博士,置弟子员,优秀者可以依次入仕做官,经学借着政治的力量得到广泛传播,直接将经文与现实政治相结合,讲阴阳灾异,讲微言大义,从而形成了学风活泼、议论合时的风格。经学在的形成过程中,无论是从经学大师的“参政”、“议政”,还是从经学的内容与学术特点来看,都与稷下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怀念孙涤白牧师

孙涤白牧师被主接去已经3年了。但他那种爱主爱人、敬业和群的精神,至今仍然萦绕脑际,无法忘怀。 孙牧师和我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认识的。他原攻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按他的专业,可以当个法官或律师。但他信主后,毅然转入西北圣经学院,攻读神学,立志献身为主。“文革”开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兴教育才的楷模

兴教育才的楷模吴一飞马松亭大阿訇于１８９５年２月１９日出生在北京牛街一个伊斯兰教世家。幼年时父母先后归真，因家境贫寒，９岁即入牛街礼拜寺接受经堂启蒙教育。曾先后在北京牛街、马甸、花市和外地的营口、新保安、上海以及河南孟县桑坡等地清真寺投师求学，研读伊...     

经典的无限性意味——张栻“维经无穷”理念新解

传统儒者对于经典以“笃信”为首要原则,对其的诠释不能违背它的本意,这种缺乏批判视角的立场似乎将经典意涵的诠释封闭在了一个“有限性”的空间之内;但是儒家经典还具有“无限性”的一面,它是通过“言外旨”和“知行互发”的思考共同打开的广阔意义空间,张栻将其称之为“维经无穷”。这个理念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它要求诠释主体创造性的参与过程,因此张栻对经典的阅读者和注释者分别提出了具体的不同要求;其二,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涵咏体味”、“拈出眼目”等经验性的经学思想表述实有其背后深刻的学理依据;其三,它揭示出诠释者的“气习”直接影响着经典“无限性”空间的丰富开辟方式,这对反思经学诠释与中国哲学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晚清广东学者的经学研究探析

梁启超曾将清代学术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而将康有为和他本人归入第三期。然而广东学术的发展并不符合这一轨迹。广东学术在道光以前,宋学占主导地位;随着学海堂的创建,汉学成为广东显学,并成为晚清中国经学研究的重镇。道光以前,广东虽治经学的不乏其人,但以《四书》为主,兼及《五经》。学海堂创建后,广东学者以《十三经》为其治经范围,且颇具乾嘉遗风。学海堂创建后,在晚清广东学坛上出现了东塾学派和九江学派．两者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九江学派后来又分化出康有为一系和简朝亮一系。康有为走向今文经学,简朝亮则与朱次琦的治学精神一脉相承。     

"有物有则":从经学注解到哲学诠释

《诗经·烝民》篇"有物有则"一语的意义,经学从毛传到郑笺,再到孔疏,由于注解体式的差异而做出了不同特点、不同内容的解释.这些解释沿着或内在或外在、或知识性或义理性而组合成的不同方向,不断产生出"意义的生长",孔颖达的《正义》充分展示了经学注解的这些特点.沿着内在的"意义的生长"路径发展,"有物有则"中"物"字和"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