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孟子学研究现代转型的四种进路

清末以来,伴随西学东渐的冲击与学科置换推动,孟子学由地位尊崇到逐步解体,迈向多元化,呈现出四个向度的转型:学科范式经历了由经学到子学,由子学到文、史、哲现代分科的递嬗;研究模式由经学时代的义理、考据转换为现代的方法多元;中西关系方面从"西学东渐"到"中西会通",再到"回归儒学";研究重心由传统时代的"内圣"为主转换到"内圣"与"外王"的双重关注。然而,孟子学现代转型所产生的问题亦不可忽视:孟子学一旦进入学科化体系,易陷入专业隔阂的困境,应改进学科建制,重建跨学科体系;研究方法上融新旧于一体,既要继承传统的义理、考据等解经方法,又要借鉴现代多元方法;援西入孟应维护孟子学底色,避免西学化的格义与解剖。因此,在研究中应将此四个维度融为一体,架构起纵横交织的立体解读框架,从而深入挖掘孟子思想内涵,推动儒学的现代转型。     

郑州行

1994年11月上旬,应邀去郑州为河南神学院的同学讲了一周课。郑州之行,常使我想起1991年在陕西三原圣经学校讲课的情景。不仅仅由于时间均在深秋,也不仅仅由于均在6天中讲了30多堂课,更深刻的原因,是两处圣工均由信徒的爱心所扶持,所载负。 陕西三原圣经学校,同学的某些生活费用,是由在西安任某公司经理的一位弟兄提供的。据悉,这位弟兄正在承担新校舍的筹建工作。而郑州。     

苏轼《论语说》辑佚补正

《论语说》是苏轼一部重要的经学著作,惜已失传。今人卿三祥、马德富、舒大刚诸先生为之辑佚补苴,搜罗甚富,力求还原此书原貌,足以嘉惠学林。然其中辑自《四书朱子本义汇参》数条之可靠性存疑,有待商榷。本文一一加以辨析,并据此发现《历代名贤确论》一书可以为《论语说》辑佚提供新材料数则,均辑出并列于文后,以资补遗。     

论王国维经学研究的现代学术品格——以《魏石经考》为例

王国维撰《魏石经考》等文,使经学研究具有了现代学术的品性与格局。他在书信和论文中的推论与结语,表明其研究已非传统的训释文字、订补文献之阙,而是以汉魏石经为切入点来探寻中古学术史与思想史的断裂之处,因具有知识考古学的性质而呈现出新面貌。他通过考证汉石经以一家为本、兼刻诸家异字,推论东汉求同存异之学风,揭橥东汉民间古学与官学论衡的历史图景,论证《魏石经》古文源自孔壁,揭示出汉魏之际经多转写、字指学兴起以及学术"竞技规则"的转变。王国维早年研习译介叔本华论著,其西学渊源表现出消化西方哲学的东方效应,然其于具体论证又不自觉地回到传统的延续性思考,反映了他对传统文化的信仰与固守。     

郑玄《仪礼注》“礼不必”发微

礼不必是郑玄根据《仪礼》文本,准确把握和灵活运用儒家礼义思想而总结提出的礼学理论。该理论阐释了行礼过程中的一些毋必原则,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主人接待客人,不必知道客人必为某事而来,也不必期待客人必行某种相应的礼仪,主人首先谦恭行礼,即使内心对此已经晓明,仍然执礼询问,以示恭己敬人之意。第二,教授者示范礼仪程式,不必期待被教习者必须要统一学会,即使已知大家能够掌握,也依然保持预为示范的姿态,以备尚未知者。第三,臣下侍奉国君,虽知按礼规程当为如此,也不敢期待国君必行某事,而是跟随国君指令行事,以示不敢自明自专之意。如此做的目的,在于让对方充分感受到自己的恭敬与谦虚,愿将主动权交给对方,根据对方的指示而沟通交流或协商谋事。这一套礼仪做法及其内含的礼义精神,郑玄将其提炼概括为礼不必的原则。     

经学传统文风小议

经学传统文风小议纳国昌我国清真寺经堂教育，历来是伊斯兰教传统的基本教育体制。自１６世纪（明末）在关中“八百里秦川”兴起，继而辐射向南北各地，结合不同地区的特色，自成体系，承先启后，兴灭继绝，培养了大量优秀的经师，他们生平以弘扬圣教为已任，不求闻达，无...     

荀子不传《毛诗》辨——兼论《毛诗》为邹鲁儒家所传

《荀子》一书屡引《诗》类文献,然而在《荀子》所引《诗》类文献中,逸《诗》所占比例较高。而且,荀子传《毛诗》说既不见于汉代文献,其中也颇多阻隔难通之处。因此,出现于汉末三国时期的荀子传《毛诗》说当出自《毛诗》学派的依托。汉末三国的《毛诗》学派之所以将荀子纳入其传授体系中,一方面是由于荀子为汉代地位显赫的《鲁诗》学和另一部古文经典《左传》的传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与荀子思想接近。邹鲁一带儒生所引《诗》类文献与今本《毛诗》基本一致,《毛诗》当出自邹鲁儒家的传授。     

唐以前圣人观念史研究

孔子在他之前对圣人聪明睿智之定义的基础上进而凸显其德性意义,诸子则依据各自学派的立场解释圣人意涵并重订圣人谱系。孔孟荀三人皆主张既避免泥古不化,又反对一味求应世之变而非圣无法,逐步建立起了为后世所承认的完整圣人形象谱系。这种对"王官学"与"百家言"的绾合,在西汉则发展成为以孔子《春秋》为新王创制立法的公羊学。古文经学以经为史,孔子被视为"王官学"的传承守护者,史家谱系的意义压过圣人谱系,万代一时,皆取法周文礼制即可。南朝玄学对圣凡天渊之别尤为强调,北朝诸儒则有古文经学师古之意,依凭《周礼》为北周定一代政治规模,被后来的隋唐取法而开一代盛世。随着中唐道统说的出现,尽管"人皆可以为尧舜"之信念逐渐大盛,为圣的标准则逐渐脱离外王之道而内化为工夫印证。这种变化既可能促成通达至善道路上始终的戒慎恐惧,也可能造成空疏张狂而导致满街圣人之论。此外,唐代孔庙从祀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也为圣人观念变化提供了一个现实层面的理解角度。     

世界史与解经学的并重 当代佛教研究的方法论与新领域北大核心CSSCI

文献学与解经学的结合,将是佛教研究的主导范式之一;跨学科研究,是当代佛教学术的基本形态。在这场佛教学术的转型过程中,“世界史”观念是决定性的思想要素。20世纪80年代以后,佛教研究在我国得以全面展开,从编纂大藏经、撰写佛教史,到研究重要的佛教人物、典籍与宗派,从佛教文献、哲学,到佛教艺术、建筑等领域,涌现了大批重要学术成果。     

汉代经学吸纳阴阳五行说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汉代经学的基本特征是经学与阴阳家说的结合 ,即经学的阴阳五行化。任何有效的政治统治 ,都必须建立在对该统治合法性的信念上 ,并通过某种经典的确立或援引来完成 ;汉代政治信仰的重建为经学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董仲舒精研“五经” ,吸纳阴阳五行说 ,以《春秋》公羊学重构天人之道 ,促成了汉代经学的大变化。汉代经学吸纳阴阳五行说 ,不但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次新变 ,而且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对于汉代及其以后的思想文化发展都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对此我们应当有较为充分的估计并作出适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