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与印刷术

源于印度的佛教,于公元二世纪前后,传入中国,并在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战争、动荡的社会环境下迅速发展,到隋唐时期达于鼎盛。唐朝诗人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具体描述了发展中的佛教盛况。 佛教信徒把念佛、诵经、造像、布施等视为“功德”之事,把抄经看作造“功德”的重要手段之一。认为怀着虔诚之心抄写佛经可以“所获福聚,无量无边”,可“见释迦牟尼”,可以“灭罪”,而且写经越多,功德越大,那么虔诚的佛教信徒怎能不夜以继日、全神贯注地抄写佛经呢?     

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是印度佛教中的上首菩萨。位居一切菩萨之酋，佛经称之为“文殊师利法王子”。在大乘佛教中，文殊菩萨是智慧的化身，济世无穷。随着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大乘佛教的传入．文殊信仰日盛．并于唐代初期钦定山西五台山为文殊道场。     

“传神写照”与六朝绘画的观看之道

"传神写照"作为六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艺理论,是一个与"观看"有关的命题.绘画艺术是要通过视觉来感知的,通过"传神写照"这一理论来探析六朝绘画的观看方式,是探析"传神写照"审美意蕴的第一步.     

六朝“浑天说”思想与葛洪神学宇宙论的构建

六朝时期,江南地区"浑天说"理论十分流行,这一学说对久居江南的道徒葛洪深有影响。葛洪在《枕中书》中对"浑天说"思想以及与浑天思想密切相关的"盘古神话"进行改造塑形,构建出以"元始天王"作为主神的神学宇宙论,以区别于传统天师道的"太上老君"主神,这一融合改造过程在扩大葛氏道派社会影响的同时,也凸显了地域、家学、师承在宗派整合过程中的特殊影响。     

申典学派及其神学思想

在被掳时期(公元前586—538年),以色列两个派别的历史学家完成了他们很重要的历史学著作,都试图要给以色列和犹大的历史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且要为重建以色列的社团生活提供一个行动的纲领性文件。,这两者的著作就是申典学派历史著作(the Deuteronomistic historical works)与祭司派历史著作(the Priestly historical works).申典学派著作包括《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上下》。本文引述各家思想,并提出一些笔者个人的观点,旨在抛砖引玉,引起同工同道对申典学派的研究兴趣。     

关于马克思的“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

历史学家们习惯把人类有文字记载以前的早期历史称之为“史前时期”,马克思在《&;lt;政治经济学批判&;gt;序言》中也使用了“史前时期”,但马克思在这里是另有所指,与习惯用法的含义不同。本来,马克思原文的意思是明确的,但朱唏先生在《马克思关于     

制度伦理思想的传统溯源

制度伦理的兴起,在今天的中国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紧密相联的。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从而动摇了传统德性伦理的生存土壤,致使德性伦理的边缘化。但由此就认为制度伦理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形式显然又是有失偏颇的。追溯制度伦理文化的传统根源,对于我们弘扬民族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和借鉴意义。     

试论道教养生思想对六朝文学思想之娱乐倾向的影响

汉魏六朝道教无论是早期的太平道、五斗米道、符派、丹鼎派,或者是稍后的上清派、灵宝派等,都追求长生久视,羽化成仙,在这些道派的经典如《太平经》、《老子想尔注》、《周易参同契》、《抱朴子内篇》、《黄庭经》、《养性延命录》中,其养生思想主要表现为养身、养神两个方面,最后发展为性命双修,经历了一个从贵生到养性的过程。道教养生思想建立在《老子》、《庄子》的养生理论之上,《太平经》在《庄子》关于“气聚则生,气散则死”的生命构成说的基础上,综合《淮南子》“形”、“神”、“气”三者之关系,提出了“爱气养神”、“自爱、自好…     

转型时期的社会公正

我国当前正面临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转型 ,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要解决公正问题必须考虑到我国的基本国情 ,即共产党领导和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理当成为基本的指导思想 ,同时也应吸取西方公正理论中的合理要素。解决公正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有制度性的建构使这些理论真正落到实处 ,成为能动的实践力量。本文从此思路出发对当代转型中的社会公正问题以及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可供选择的政策建议。     

隋唐时代的僧人与游学行脚

游学行脚是佛教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佛教的一个优良传统。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创宗立派,许多有名的大和尚与宗派的创立者,通过国内外问道求法,成为一代宗师。游学行脚不仅仅是游山玩水,更重要的是博学众长,深刻领悟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