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相地狱还报经》与盘瑶《十王科》考论

十王信仰与佛道及民间宗教关系密切,深度混融普及于丧葬文化。由经本依据发展出十王画塑,结合仪轨法事,普遍流行于社会各界与诸族民众。瑶族接受道教并结合自身传统,形成独特宗教文化习俗,国际学界已有很多成果。本文因见到广西盘瑶《斋经·十王科》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出相地狱还报经》内容相符,其间还有佛道《十王还报妙经》与《十王还报谈经》相连,而《出相经》画作与瑶族十王画也有对应。因撰此文考论其经科与画作之关联。     

《老子河上公章句》的“五性六情”说论析

本文考证和辨析了《河上公章句》的“五性六情”说。“五性”指“精、神、聪、明、音声”五者，具体指精气、五藏神及人的听、视、言等感官能力。“六情”指构成人身体的“形、骸、骨、肉、血、脉”六种情实，引申指人身的六种情欲。从内容看，《河上公章句》的“五性六情”说与《白虎通·情性》的“五性六情”说不同。在《白虎通》中，“五性”指“仁、义、礼、智、信”,而“六情”指“喜、怒、哀、乐、爱、恶”。《河上公章句》又认为“五性”属阳，是人能够实现“长生久寿”之生命目的的必要条件，“六情”属阴，是人修道养生的消极障碍，并主张“守五性，去六情”。《河上公章句》的性情说在思想上有所创新，它一方面在形式上继承了汉儒“性阳情阴”的说法，另一方面在内容上将“性”与“情”转变到道家的养生说上来。     

殊途同归的觐见 民族团结的见证——五世达赖和六世班禅的觐见

”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是清政府根据当时蒙古诸部及西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的一项重要国策。它不仅对蒙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边疆稳固起到过积极重要的历史作用。     

《管子》“精气说”对中国绘画品评的美学启示

《管子》继承老子“道”论中的形而上之道，以“心”、“气”为主要论述的范畴，并加以转化，从而成就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精气说”。将“精气”看做是世间万物的生命本源，认为一个人养护“精气”可以积德成智，更能够培养成一种昂然开阔的人格气象，这对中国后世历代文艺美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谢赫在其著作《画品》中把“气韵生动”列为“六法”之首，将其视为中国绘画品评与艺术创作的最高标准和艺术家所探求的最高境界。“精气”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绘画审美与品评中的重要研究范畴。     

题名安世高译《尸迦罗越六方礼经》译者考辨

可靠的安世高译经语料是东汉佛经真伪考辨的重要参考标准，因此厘清安世高的具体译经数目尤为重要。收录于《大正藏》长阿含中的单本《尸迦罗越六方礼经》,今题名为安世高所译，但此经在《出三藏记集》中实际著录为失译杂经。以佛教历代经录为线索进行考辨可知：此经在梁时为僧祐新集，当时名为《尸迦罗越六向拜经》,译人已佚，和竺法护译《大六向拜经》并存于世。隋代《法经录》指出其出自长阿含，之后费长房将其臆断为安世高所译(597)。到唐代智升编《开元录》(730)时沿用费长房所说，并且第一次将经名改做“尸迦罗越六方礼经”编入《入藏录》,刻本大藏经时期以此为准，后世沿同至今。再据语词和语篇分析，此经可能为晋时二次编辑所成的抄经(抄自竺法护《大六向拜经》),并非直译自原典。现存敦煌本《尸迦罗越六向拜经》除个别词外，几乎完全相同，应属于此经的唐代抄本。     

问题、方法与文献——《论六家要旨》的启示

《论六家要旨》蕴含了"问题与方法"的文献观,这种文献观具有基础性。运用之,不但可以帮助人们辨析文献征引的有效性,还有助于读者改进文献或读者自己的问题或方法,从而推进知识的积累与创新,并使文献史成为问题史、方法史、问题解决史,也就是生存结构史。     

伏羲"六峜"考

“六峜”在中国古籍中仅见于《管子》.对“六峜”一词的解释,近、现代研究《管子》的学者均释为“六法”或“八卦”.本文对“六峜”提出新的释义,指出“六峜”实际上是中国远古时代“天文始祖”伏羲在“立周天历度”中所创造的对八卦的一种运用方式.     

清华简《筮法》补释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筮法》既已刊布,学者多有研讨,今就众说之未尽处,试作考索。所论有三,一曰六■,二曰■■,三曰八卦吉凶。《死生》章所谓"六■"者,学者或合观左右卦,以六爻之位皆有阳爻解之,然其说与"五■同弌■"相迕。疑之者以六甲孤虚解,然说类纳甲,去孤虚之法远。今检讨二说,详考筮例,排除以四位卦之卦数、爻题、经卦阴或阳画数定■之诸多可能,而立论以左右别卦合爻之含阳及纯阴者为■解之。《得》章所言"■■"者,或以为上兑下巽卦画相覆,或以为含倒数之兑卦,然皆不合筮例,今立论以"■■"为含恶爻之兑卦解之。"八卦吉凶"者,以乾坤二卦吉凶为难辨,或依《乾坤运转》章径定乾坤二卦除恒吉日外依巽艮之吉凶为吉凶,今据包山楚简所载筮例而驳其非。文章于其馀六卦吉凶筮例之解说,亦有所补正。     

初生之蚕名称演变考

初生之蚕的名称"蚕蚁"至迟在中唐时期就已经出现。宋代继续沿用"蚕蚁"的同时,开始用"乌儿""虫少"指称初生之蚕,元代开始用"蚁蚕",明代开始用"蚕花",至清,更有"乌""蜗儿""报头蚁"等名称。随着时代的推移,对初生之蚕的称谓不断增多,这一流变与我国古代蚕业的历史发展相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古代蚕业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