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需求不足与市场经济道德建设

关于我国当前市场供过于求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 ,从经济角度分析的文章数量相当不少。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 ,社会伦理道德的“失范”必然波及、影响到经济活动 ,使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 ,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规范建设对于提高信用水平、创造良好经济环境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     

实验设计体系初探

根据对常见实验设计的系统回顾,本文指出名目繁多和缺乏系统性是现有实验设计在名称上存在的问题,据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实验设计体系的概念.接着通过对实验设计本质属性的深入讨论,本文认为,基本的实验没计可分为两类,两类基本的实验设计构成了实验设计体系的基础.     

在班集体中培养学生适应能力克服不安与烦恼的实验研究

学校中的班集体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学生在学校生活的“儿童社会”也是社会影响学生个人和个人进入社会生活的通道之一。班集体对于每个学生的发展将会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公认的事实。在学校生活的场所里,围绕着交友关系,师生关系,学习上的问题,未来的出路和人生的问题等(也包括家庭生活的问题在内),会产生种种的适应上的“不安”与“烦恼”。本文就如何克服这种不安与烦恼的问题进行了有意的探讨。     

维吾尔族和回族妇女盖头之比较北大核心CSSCISSCI

穆斯林在日常生活存在的种种禁忌和道德规范与伊斯兰教有着很密切的关系。随着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这一独特的风俗习惯也随之传播,妇女戴盖头为广大穆斯林社会所接受,逐渐成了伊斯兰社会妇女约定俗成的服饰习俗。     

请为提升整个社会公民道德水平代祷

现状之描述： 温家宝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举例来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道德与国家对外权力行为——国际法和国际道德规范

中国人对国际政治中的道德问题的普遍关注,是在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的暴行的激愤中产生的。随即《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开设的“中国对策与选择”栏目,围绕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展开了专家与大众都积极参与的大讨论。讨论中出现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中国在     

厌恶情绪与自杀行为的关系

自杀导致人类死亡的人数与日俱增,然而自杀的心理机制却并不清楚。最近研究发现,厌恶情绪是导致自杀的主要情绪因素,个体因为自身厌恶而走向自杀。厌恶情绪是一种对自己和他人排泄物等反感的基本情绪,促进个体远离毒性和疾病,从而产生“免疫行为”。许多心理问题来自于对周围人或事物的厌恶,有自杀行为的个体对自身极其厌恶,说明他们的厌恶情绪出现了问题。如同躯体免疫攻击自身一样,自身厌恶是自杀意念的关键因素,早年创伤是其根源,生活压力和精神疾病也参与厌恶诱发自杀意念。厌恶诱发自杀意念的神经基础与HPA轴和五羟色胺系统有关。未来研究可利用神经影像和电生理等神经科学技术,检验自杀行为的神经机制,探讨厌恶情绪影响自杀行为的心理和神经机制。     

罗尔斯论基本自由的优先性

基本自由的优先性是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在《正义论》中,罗尔斯为基本自由的优先性提供了三个论证,也即良心的平等自由论证、自尊论证和最高级利益论证。经过考察可以发现:良心的平等自由论证的问题在于,良心自由保护的利益无法确保赋予其词典式优先性,针对良心自由的推理也不适用于其他基本自由;自尊论证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证实自尊是最为重要的基本善,如何论证基本自由构成自尊的唯一社会基础,如何以自尊为根据去支持基本自由的词典式优先性;最高级利益论证的麻烦是,罗尔斯既未说明最高级利益的本质及划分利益等级的依据,也未具体解释最高级利益与各种基本善的关系。泰勒以康德式自律观念为基础,重构了最高级利益论证。重构后的最高级利益论证解决了原有论证的麻烦,在《正义论》的框架内为基本自由的优先性提供了有力的辩护。     

我国公民道德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公民日常行为的道德分析》评析

由李萍主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的《公民日常行为的道德分析》,在对公民日常行为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公民日常行为的道德性状,阐释了与公民道德相关的若干论题,提出了提升公民道德的途径和方式,探赜索隐,开拓创新,可谓是目前公民道德研究方面的扛鼎之作。一严整的架构总论和第一章说明了公民日常行为调查的总体状况,概述了日常行为与公民道德的形成。这是一个必要的总体说明和概念分梳。总论介绍了中国公民行为调查的总体状况,包括研究设计、调查假设、样本特征、若干结论。经过精心调查和严密分析,本书得出了如下初步结论:…     

论“君子公民”的权利基础与道德边界

“君子公民”理论作为一种儒家现代化的“身份转型”方案,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之一便是需要厘清其权利基础和道德边界,亦即正确处理权利与道德的关系。一种可能的辩护是：君子公民是道德主体与权利主体的双向互补,借鉴罗尔斯所刻画的两种道德能力,可以化解其双主体的内在冲突。一方面,君子公民的行动逻辑仍然基于权利主体,其基本行为规范与公民道德体系是相容的;另一方面,君子公民又是一个道德主体,他不局限于以权利为核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还追求个人的美德与群体的共同善,通过道德自律寻求内在超越,从而实现更高的自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