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之为"窍":宋明儒学中的身体本体论建构

在先秦儒学与医学之中,身体之“窍”（七窍／九窍）被视为“精神”的“孔窍”、“门户”与“通道”,它们内根于“五脏”,外联于天地之气。保持“孔窍”的通畅,无论对“卫生”,抑或对“修身”均意味重要。其中,耳、目、口三窍尤为儒家修身所注重。阴阳五行理论兴起后,身体之“窍”与天地万物之“窍”之间的同构关系得到彰显。 在承继前人五脏“开窍于目”、“开窍于耳”、“开窍于口”、“开窍于鼻”、“开窍于二阴”这一思想基础上,理学家一方面深刻挖掘出身体之窍的本体论向度,提出一个完整的“天地之心”的发窍路线图：“天地之心”发窍于人心,人心（通过五脏六腑）发窍于耳目口鼻四肢这一连续性的发窍结构,并借助于汉儒身体之“窍”与天地万物之“窍”之间的同构关系思想,揭示出天地之心一人心（灵窍）一七窍一体结构的时间性（“七窍”、“灵窍”与天地万物的运作的同步性）,另一方面,呈现出丰富的“七窍”与“心窍”修身经验,这些经验极大丰富了孔孟“四勿”与“践形”功夫。 儒家强调身体之窍、心窍的“虚”、“无”性格,与萨特所代表的意识现象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儒家“通身是窍”的理念折射出儒家的“主体性”乃是扎根于生生不已、大化流行之中与他者、天地万物相互感应、相互应答的身心一如的存在,这种主体性本身就嵌在身体之中,无论是“惕然动乎中,赧然见乎色”之耻感,抑或是“恻然动乎中”之“不忍”、“悯恤”、“顾惜”之同感,乃至生意津津之一体生命的生机畅遂感、乐感,皆是深深嵌入身体之中“觉情”与“实感”。儒家身体的这种本体论向度,不仅迥异于Hans Jonas所批评的存在主义的虚无主义精神气质,而且为克服这种虚无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理论资源。     

论公民的尊重教育

尊重是对公民个体同属于“人类”共同体的基本属性和价值的肯定性态度和行为,是对公民人格和尊严的“认可”、“尊敬”与“重视”;“真实尊重”的形成有赖于真实平等的社会制度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真实平等的价值观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尊重与相互尊重不仅是制度对公民个体的道德诉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等交换关系在道德领域的现实要求,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大力提倡和加强公民尊重教育,将赋予公民个体强烈的责任感、义务感和权利感,进一步增强公民道德的内在基础,促进公民社会和谐人际关系与良好道德氛围的形成。     

有限理性存在者的公民伦理——兼论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的公民伦理思想

本文力图把康德的公民伦理思想置于其历史理性的理论框架之中来思考其限度及趋向。在康德历史理性的言说中,公民在康德那里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它是自我作为有限存在者“并非无拘”。康德对于用“有限理性存在者”来对其公民伦理思想进行限定,一方面基于康德公民伦理思想是道德形而上学的实践理性理论,另一方面出于他对卢梭的法权哲学原则的呼应。从价值趋向、交往结构、制度规范、内在德性、权利属性、外在环境等方面对康德的公民伦理思想展开分析,可以察知康德公民伦理思想的趋向也体现为世界公民状态。     

论公民品德养成的制度环境

现代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转依赖于公民品德与公民素质的提升,公民品德养成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基础恰恰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制度与品德具有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但是制度的建构与德性相对于个人及公民德性具有优先性.因此,必须将民主政治作为公民品德养成的重要手段.     

先秦儒家的美育思想

先秦儒家的美育思想不仅是后世儒家美育思想的滥觞,而且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古代美育思想的基础。经过孔子、孟子、荀子对美育的发展,存心养性的心理觉察与化性起伪的礼乐教化,成为中国传统美育的两个最基本的发展方向。     

儒林大家——杜维明

<正>在西方的学术中心耕耘中国传统,在中国传统的巅峰上眺望世界,学者杜维明为往圣继绝学,领路新儒学,为纷争不已的世界文明打开了一扇对话的大门。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57年入台湾东海大学,师从徐复观,亦受牟宗三思想影响。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相     

儒林大家——汤一介

<正>汤先生秉承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祖训,知行合一,身体躬行。20世纪80年代他力倡国学,建立国学研究所,创办中国文化书院。2004年,他主持大型中国文化学术工程——编纂《儒藏》,担任此工程的首席科学家。2010年他又组织成立北大儒学研究院。其赤心挚守和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之行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中国文化的振铎者、领航者。汤一介,我国当代著名的儒学家、哲学家,竭力弘扬传统文化的国学大师。祖籍湖北黄梅,1927年2月生于天津,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3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荣誉博士学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     

积极参与中华文化传承的大业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工作时关于中华文化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首次在孔子家乡对儒学和中华文化作出的空前高度的评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如果说1984年中央批准谷牧同志组建中国孔子基金会是高层率先打破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思维模式,还原孔子杰出思想家、伟大教育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和世界古代思想文化巨人的历史地位,认为孔子思想和儒学的精华对当代经济社会发     

儒家伦理与社会儒学 ——儒学义理与中国社会的互动

历史上儒学的发展既有义理的创制,也有制度、礼俗的建设,儒家的价值理想落实到社会生活当中,离不开儒者对民生、制度、礼俗的思考与实践。孟子在思考王道时就认识到"养生丧死"等民众切实的需求与仁政落实的关系,历史上的儒者在推行儒家教化时,也重视民生,强调制度设计、礼俗重建,尤其是文化转型期的儒者,其思考和实践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今天面临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何在当今社会结构中安顿儒家伦理,创新思考儒家伦理的实践方式,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如果儒家不能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人伦生活、精神追求等问题提供切实有效的方案,我们或许要重估儒学在当代复兴的价值。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重视社会儒学这一概念,重回孟子王道与伦理的思考,立足当下中国的社会实际,提供儒家方案,开展儒家实践,以期"重建儒家和中国人生活的联系",服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韩国儒学史上的“湖洛论争”——以巍岩与南塘为中心

朝鲜后期,韩国学者开始把目光从关注理学中已发的"四端"与"七情"的问题,转向"人性"和"物性"上面,并扩展到未发的"心"与"情"的问题。18世纪发生的"湖洛论辩",其代表人物是李巍岩和韩南塘。他们以朱子的理气论和心性论,李栗谷的"理通气局"说为根据,围绕"人物性同异"、"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圣凡人心同异"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人物性同异"的问题上,巍岩的洛派主张"人物性同"说,而南塘的湖派则主张"人物性异"说。在"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的问题上,巍岩将本然之性的性与本然之心的心一致化,主张"心性一致",提出了"未发心体纯善"论;而南塘则认为,未发状态下也存在气质之性,提出"未发心体有善恶"的观点。在"圣凡人心同异"的问题上,巍岩认为圣凡人都同样禀赋明德本体,提出了"圣凡人心同论";而南塘认为,圣凡人本心不同,主张"圣凡人心异论"。"湖洛论辩"的对话,是对朱子学的新诠释,丰富和发展了东亚朱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