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与章太炎的国学观比较研究

马一浮和章太炎是近现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二人的国学观各有特色,在国学的性质层面,马一浮认为国学是经学,而章太炎视之为史学;在国学的研究方法上,马一浮采取的是宋学的义理取径,而章太炎更倾向汉学的征信精神;在国学的立场上,马一浮主张儒佛互摄而以儒为宗,章太炎肯定佛儒相资,徘徊于真俗之际,却以佛法为高;在国学的价值判断上,马一浮主张日新,从六艺的超越性层面肯定自由、平等和真善美等时代价值,而章太炎提倡存古,更多地展现了为故国保存文化典籍、延续历史记忆的民族情怀。     

《道德经》和谐思想的现代启示

本文就人类文明与宗教经典的关系,探讨和发掘《道德经》中和谐思想的内涵与价值,以寻求其对当代社会的启迪与借鉴意义。世界上的各种文明都有自身一脉相传的文化传统,     

当代坤道成长的社会文化土壤

建立在阴阳和合以及女性崇拜观念基础上的女仙崇拜,成为道教独特的宗教信仰,而善良美丽、苦修不懈、道术高超的女仙形象既折射出道教女信徒的理想追求,又为后世的道教女信徒标示出可资效法的人格典范,树立了修道可成的坚定信心。     

从交换到分配：一种大劳动报酬观的民生逻辑

提高劳动报酬是一个涉及劳资关系交换和社会财富分配的复杂正义问题.劳资关系的交换正义是否"合乎公平的正义"是一个充满现实纠结的社会问题.社会财富的分配正义旨在建构一种保障、拓展和超越交换正义,普惠民生的大劳动报酬现.一方面,通过劳动要素资源均衡化,实现劳动报酬与人的再生产需求的全面协调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承认和尊重民生权利,以彰显提高劳动报酬的民生逻辑.大劳动报酬观的正当性与权威性需要劳动者、企业和政府三方协同联动,以建构一个和谐共融的行动共同体.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滞后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企业的社会身份从经济、法律、伦理等方面决定了其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性特征。有些企业之所以不愿意或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要是由企业和社会对企业的社会身份、对社会责任的义务性缺乏理性认知所导致的。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企业和社会双方更新观念,重构企业社会责任观体系。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公正”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12月19日,由天津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主办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公正"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道德科学研究院徐惟诚院长参加会议并讲话,天津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健     

中国文化上自强必须有引领世界潮流的先进的核心价值观——再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内涵

指向明确、语言简洁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标志,也是一个政党能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标志,更是动员群众、凝聚人民的旗帜,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次进行提炼,将核心价值观凝炼为"民主、公正、和谐"三个价值,目的就是进一步减少核心价值观的数量,且使这些观念保持在同样重要的层次,更加集中、更加明确、更加具有价值取向的针对性。     

无我观与自我意识的建立

诸法无我,为佛法三法印的核心,此所谓无我,应为真俗两大方面的统一。就真谛言,无我之"无"所否定的,是众生误认的即五蕴、五蕴中、五蕴外常一自宰之"实我",此实我非有;就俗谛言,假我非无,此     

长安道教的底色——隋大兴城道观及其唐代命运(下)

隋与唐初是从山林道教向都市道教的转型期,也是中古道教从领户治民到出家住观的转型期。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再造,此前分别发展的南、北道教传统也进一步整合,而隋王朝的新都——大兴城逐渐成为全国道教文化的中心。经过考证,可知大兴城共有十座道观,其中道士观八座,女冠观二座。除了三洞观、澄虚观、灵感观等三座道观始置年代不详、玄都观于开皇二年从长安故城迁来之外,其余六座道观均始置于开皇六年至八年之间,其中四座更与隋文帝直接相关。本文结合传世文献与石刻、敦煌文书等出土文献,细致梳理了这些道观的置立及其在唐代的发展变化。可以说,虽然唐长安城在不同时期陆续新建了许多宫观,其中一些更曾显赫一时,但是,始置于隋代的这些道观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隋与唐初的佛道论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们是长安道教文化的底色。     

稀缺医疗资源的分配伦理

在稀缺医疗资源的分配问题上,公正原则要求我们对同等者应同等对待,即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应平等地获得满足其自身生命健康基本需求的医疗保障,这一点不受当事人的种族、肤色、性别、年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经济能力、家庭状况、贡献大小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公正原则也要求我们对不同等者应不同对待,即当医疗资源极度匮乏时,便只能依照医学指征上的紧迫性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效果预期分配给最有需求的伤病患者,在这里当事人的年龄时段、种族差异、家庭责任、社会贡献、支付能力等均不起任何作用.另外,医学指征中的紧迫性与效果预期,仅针对某一当事患者自己,与竞争着的他人在生命质量与寿命长度上的比较无关.当紧迫性与效果预期两项标准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之时,紧迫性因素要让位于效果预期.而在战争、灾难等极为特殊的紧急情况下,人们对稀缺医疗资源的分配,就需要诉诸能救多少就救多少的直觉性的瞬间计算,即着眼于功利主义所倡导的当事人生命利益总量的极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