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约束、制度弹性与有效治理的结构转型——以基础性权力为视角

非对称性的权威资源与权力结构始终存在张力,导致社会治理中的合法性诉求、绩效约束与制度弹性共同作用于科层体制,并消解了其所构筑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权力分配与治理模式,从而导致了非制度化治理趋于常态化。诸多文献探讨了绩效与成本约束下社会治理的衍生形态,以及政体类型与治理质量的关系,但在揭示非制度化治理是如何偏离并制约正式制度的各个层面、探求非制度化治理的关键要素以及治理转型的内生机制等方面却远未充分。因此,本文将探讨非对称状态下的权威和权力关系如何影响社会治理的组织结构与制度运作,尝试引入"基础性权力"的概念来研究治理的内生性变迁机制,分析技术化的治理手段如何借助基础性权力的制度化与渗透网络实现从"权力"到"渗透"的转变,进而助推社会治理走向"责任-回应"的互赖结构。     

论桑德尔和罗尔斯在正义与善问题上的对立以及批判式融合的可能性——兼论国家治理原则研究的第三条路径

桑德尔和罗尔斯在正义与善问题上的激烈争论,本质上是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的争论。罗尔斯从正义原则是独立于人们的各种善观念、善目的的角度论证正义优先于和决定人们的善观念、共同善目的,而桑德尔则通过批评罗尔斯所预设的自我观的个人主义性质,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双方的理论代表了国家治理原则研究的两种基本路径。对人类社会中的理性、利益、规律的一般关系和历史运动进行深入分析,是正确研究正义与善之间关系的更加合理的思路,这也正是对双方理论进行批判式融合的可能性所在,因而也是国家治理原则研究的第三条基本路径。     

非政府组织: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形式

非政府组织是与政府组织不同的另一类社会治理组织,属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形式。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和各国政府部门既有密切联系又持有一定距离,既包括政治倾向较强的组织,也包括非盈利组织。非政府组织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能有效地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政府失灵和市场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对社会的平衡和安定具有极大的作用。     

论人口流动对村级治理的影响

人口流动产生了人口流出的村庄和人口流入的村庄 ,这两类村庄因为人口流动的方向不同 ,而具有十分不同的特征。一般情况下 ,人口流入村庄较人口流出村庄更容易建立村庄共同体意识和对村庄未来生活的稳定预期 ,从而更容易建构起村庄的历史感。这就构成了人口流入村庄较人口流出村庄优越的村级治理基础 ,村民自治这一试图内生获得村庄秩序的制度安排也就更容易在人口流入村庄生长出来     

非常广告创意

日本玩具公司的原田经理，几天来正为公司新开发的产品机械猫的销路一筹莫展。这天，他突然接到法院传票，有人起诉他，说机械猫的功能与广告不符，有欺诈行为。[第一段]     

享受付出的人生

1958年，一位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满怀豪情只身从上海来到香港，希望闯出一片天地。可现实却并不如想的那么如意，由于既不会说广东话，也不会说英语，哪个公司都不愿意要他。最后，他只找到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不仅又脏又累，薪水只有60元钱，而且有40元钱还要花在交通费上。     

浅论近代佛教寺院组织治理的合法性危机

近代中国社会剧烈转型中的佛教寺院，在组织内外两个方向上均有治理方式的变革。不过，代表寺院外部治理的各种佛教组织，和代表寺院内部治理的各种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在于寺院内外组织治理方面遇到的合法性危机，即，一方面，官方管理机构的退出而给僧团以自治的空间，但佛教组织建设方面的合法性危机使其最终走向失败；另一方面，有关寺院僧众教育等寺院内部治理的改革，也因合法性认同的危机而未能成功。     

系上你的“红丝带”

没有"富爸爸"的家境,没有显赫的学历,长相毫不起眼,更惨的是还患有阅读障碍症,被老师预言一辈子不会有出息,这样的人生会冲到怎样的高度?答案是:赢得"纽约房地产天后"的美誉,创下数千万美元的身价。     

社会公德治理:缘起、运行、实现 ——以共享单车使用为例

现代社会,生活世界领域分化使道德失去了和个体生活联结的通道,"德-得"相通的通道受阻,个体良心与社会舆论规约个体行为的力量消弭,社会公德运行机制无法顺畅运转,公德失范现象出现。可基于物联网的大数据凭借其海量信息"整合"功能,重构道德与个体生活的联结通道;通过大数据的"监督"功能,实现对公德的制度规约;通过大数据的"共治"功能,实现社会公德的政府、企业、公众协同治理。     

建国以来邪教治理方式的回顾与反思

为了有效地预防、治理“法轮功”等邪教，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本文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邪教治理方式的演进过程，对其不足进行了反思，并探讨了新形势下治理邪教问题的对策思路。 陈松涛，四川大学政治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