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感恩

在一篇短文中讲述了这么一个感人的故事:日本一名大学毕业生应聘于一家大公司,社长审视着他的脸,出乎意外地问:“你替父母洗过澡、擦过身吗?”“从来没有过”,青年很老实地回答,“那么你替父母捶过背吗?”青年想了想:“有过……”     

论民主困境中的治理变革——读卡蓝默《破碎的民主》

卡蓝默的《破碎的民主》是一本根据20世纪后期社会变迁而思考治理变革的书。阅读这本书,可以看到,管理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对近代以来的民主追求造成了冲击,而20世纪后期的机构改革也无法满足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治理要求。因而,必须探讨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应当是在合作理念下展开的,而不是传统的民主追求的简单重建。     

我国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探索

从分析我国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模式入手,深入探索了医院法人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介绍和探讨我国产权和所有权改革的形式,并对上海和无锡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做了较详细的介绍,为探索我国医院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体制与机制提供借鉴和参考.     

荒唐与创新有时只差一步

有一年冬天,大雪接连袭击美国北方,电线上积满了冰雪,大跨度的电线常被积雪压断,造成了许多事故。电业公司紧急召集专业技术人员开会,研究清除电线上积雪的问题。会上,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有的提出设计一种带机械手的专用清雪机,有的建议研制一种电热装置去化解电线上的积雪……公司经理思考后认为,这些想法在技术上虽然可行,但研制费用较大,周期也太长,一时难以奏效。于是再问大家,有没有更新的办法,会场内鸦雀无声。     

群体性事件风险治理:基于“能力—理念—基础”的分析框架

国内外学术界有关中国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主要有国家取向和社会取向两种路径。本文采取国家取向的研究路径,将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过程看作是一个从"孕育点"的社会环境到"生成点"的社会矛盾问题并最终发展到"爆发点"的人群聚集活动的动态演变过程。在文献述评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能力—理念—基础"的分析框架,从面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管理、面向社会矛盾问题的源头治理、面向社会环境的系统调理三个维度,来研究群体性事件风险治理问题,强调群体性事件风险治理需要提高风险管控能力、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实现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相统一。对贵州瓮安"6·28"事件的案例研究,验证了"能力—理念—基础"分析框架的适用性与解释力。     

基于助推的环保行为干预策略

近年来, “助推”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治理实践, 成为促进人们环保行为的有效策略。但目前国内基于助推思想的环保行为干预研究和实践探索都还很缺乏。环保行为需要助推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环保领域的决策存在认知局限和动机不足。相应的, 在认知和动机两大视角下主要有7种环保行为助推策略。认知视角的助推策略包括默认选项、框架效应和示范性规范, 动机视角的助推策略旨在激发家国动机、遗产动机、获益动机和自主动机以促进人们的环保行为。助推环保行为在实践中也存在争议, 实践工作者需明确助推环保行为的外部环境与传统社会治理思路的关系, 并掌握选择架构设计的技术要点。     

"公司+农户"的现状与问题:文献回顾与评论

农业产业化作为中国农业转型最重要的组织创新,其自身也必须不断改进,以适应实践的要求.以"公司 农户"为主导形式的一体化模式出现了缔约方多元化的特点,而新的合同设计以及利益联结机制的调整等,都有助于提高农业产业化组织的稳定性.尽管龙头企业被一些批评者认为应对农业产业化的收益分配不均衡承担主要责任,但是,目前来看,在引导农户实现中国农业新转型的过程里,龙头企业还应该是主要的领导者.     

社会治理构想中的“儒墨相用”及其启示

在先秦诸家的社会政治治理构想中,儒家创始人周公旦主“神性血缘说”和“遵从民心观政说”,孔子改为“人性血缘说”和“道德教化说”,都忽略了世人的社会经济需求。墨子针对儒家“礼乐靡财”而提出“节用”说,把发展经济以稳定社会作为重要治理措施之一。孟子接受墨家提醒而提出“制恒产”主张来补充儒家治理措施中的经济缺环,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家政治管理一体化”与“国家经济管理一体化”构想。这些,被唐人韩愈名为“儒墨相用”。“儒墨相用”的历史事实给我们的文史研究方法以诸多启示。     

从“历象明时”到“深观阴阳”——阴阳家之流变、方法与旨意综观

阴阳家较早出现,但直到战国末期才成大盛之局。回到带有“原点”性的《汉志》以探究其原因,则至少要注意学术流变的几个层面：首先,《汉志》与《尚书》同样将阴阳家溯源到历象明时的羲和之官,《宋司星子韦》《吕氏春秋·制乐》《史记·天官书》等反映了古人天象与人事、星变与国变密切关联的文化心理,其与《周易》以“阴阳之义配日月”的诠释模式有着相同的建构逻辑。其次,从载籍上看,《汉志》列“阴阳”于诸子十家,“数术”则别入“略”类。结合《汉志》谓阴阳家末流为“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的“拘者”来看,其所叙录的“数术”六家与能“望气”的南公均可归入阴阳家末流。再次,从方法论上看,无论数术之法还是阴阳之术,或是邹衍求“大祥”“大顺”的大视野,都离不开“深观”、密察、善推甚至占验的神秘色彩与炫化效果。最后,历史上论五德转移的“终始”观念与《终始》之篇,将“阴阳”与“五行”密切关联,蕴成五行相胜的公式,是邹衍之术真正大显于“王公大人”之间而大用于世的主要原因。总之,无论是作为渊源的“历象明时”的史官传统,还是“深观阴阳消息”乃至作为末流的“数术”星占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先秦诸子“各务为治”的共性,更...     

宽容是社会治理者的责任和义务

宽容问题是伦理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 ,但是 ,长期以来 ,宽容被理解成人的美德 ,因而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中很少考虑这个问题。在后工业社会到来的时候 ,当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出现的时候 ,我们希望把宽容作为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向量来加以考虑。具体的做法就是 ,首先把宽容设定为社会治理者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