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沃尔玛“黑名单”

沃尔玛的总体人力资源战略可总结为：吸纳人才、发展人才、留住人才。这样的战略巩固了沃尔玛在全球企业界的霸主地位,但是09年的“黑名单”风波却给沃尔玛带来不少负面影响。     

《中国治理文化研究》评介

正由景枫教授等撰著的《中国治理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对从古至今的中国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实践做了有益的探索,通读一过,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肯定和推介。第一,提纲举要,揭出中国治理文化的核心特点。本书在对中国治理文化进行一般性概括之后,从"道德治理文化"、"法律治理文化"、"民间治理文化"勾画全篇,最后对中国治理文化的当代意义进行分析。中国社会的传统治理方式、渠道、手段多种多样。但就具有一定稳定性和延续性的文化层面而言,道德与法律是两个最重要的方面,早在"中国轴心文化"奠基的先秦时期,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刑德"问题就是核心问题。秦汉以后的古代社会,"刑德"问题又转化成"儒法关系"问题,二者在思想和实践方面长期斗争而又融通,成为中国治理思想和实践的骨干和支柱,抓住这两个问题就抓住了中国治     

我国邪教治理方式的历史变迁和当下建构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反邪教工作必须创新体制机制,促进方式方法的转型升级。这需要在认真梳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分析邪教孳生的历史、文化、社会根源,以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引导和培育社会力量有效参与,寻求社区反邪教应对机制的新突破。同时,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引导民众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根本上消除邪教孳生的文化土壤,压缩其存在的社会空间。     

社会合作治理下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发展的优势与困惑

推进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是当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方向;其中关键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公共服务层面。本文从转型期社会合作治理背景出发,以顺德某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为例。从中心概况、服务基础、服务领域等层面概述并综合分析其“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服务”模式,找出其间的优势与困惑;并探索当前条件下的可能性举措,希冀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合作治理服务,获得独特的观察视角。     

中国古代的“礼法合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礼和法都是人们的行为规范。礼依靠道德教化的方式引导人们遵守社会规范,而法则依靠强制力使人们遵守礼的有关规范,从而达到社会安定有序的目的。"礼"与"法"(刑)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两大基石。"礼法合治"思想奠基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后经战国末期儒学大师荀子的推阐,其影响进一步扩大。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礼法合治"的思想正式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得以实施。此后,虽然朝代更迭,但"礼法合治"思想基本上为后世所继承发展。"礼法合治"的思想和实践可以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宝贵的政治智慧和法律资源。     

鲁迅校勘古籍《岭表录异》与古代南方少数民族铜鼓文化

鲁迅校本《岭表录异》是在武英殿聚珍本的基础上校勘而成。该校本体现了鲁迅对岭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本质和边疆少数民族传统宗教自然观的准确把握。该书之中的"铜柱"条记载了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铜鼓及其文化,整体上把握住了古代铜鼓的形制、族属、起源及其承载的南方边疆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产生于巫风傩俗盛行的南方边疆远古部族社会的古代铜鼓,具有象征"社"稷疆界的神圣意义和祭祀农神、祈求丰年的宗教文化社会功能,古代铜鼓宗教文化在南方边疆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转型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西方国家的民主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进程是分阶段进行的,而中国的民主和治理现代化则是叠加进行的。这种"时空错差"就使得中国国家治理在民主化进程的反应陷入限制国家权力和保持国家权威的悖论性之中。面对社会和时代的需求,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现代国家的治理之道,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放在一个"政道"的层面上:应高度注重人民对于国家政治体制合法性的认同;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应建立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厘清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使两者在国家治理中达到均衡,对保障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改革进程中,建立以法治和宪制为基础的民主治理,是使民主与法治建设逐渐走向实然均衡的关键。一个宪法体制(依宪而治)的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民主与法治在这个制度框架内,才能和谐、共容。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结构,提升与现代社会相配套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必须要建立和完善现行宪法体制,使之成为一个与日常政治相适应的宪法。     

试论儒家生态思想及实践

儒家生态思想大体上可以从生态存在论、生态价值论两方面论述:(1)儒家生态存在论是一种有机生成论,它将天地创生万物的过程视作创生生命的过程。儒家还从天地创生万物高度考察天人关系,强调人应承继天地"生生之德",发挥自身"赞天地之化育"的功用;(2)儒家生态价值论强调人的主体性价值,并从天人关系高度阐释人"成己成物""赞天地之化育"的价值。儒家重视德性修养在生态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主张通过德性修养,达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境界。儒家主张"等差之爱",即对人与万物施以不同的关爱,其中亦体现了对于人与自然万物不同价值的认识。儒家生态环保实践大体上包括生态德性修养实践与社会政治层面的生态治理实践。(1)儒家重视生态德性修养实践,阐述了"至诚→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的德性修养路径;(2)生态治理实践方面,儒家强调以礼义治理天下,其祭祀礼仪中包含有祭祀山川动植物之礼,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籍田礼、蚕桑礼等等;此外,儒家还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禁令。     

14-16世纪英国对宗教的国家治理:来自罗拉德运动的启示北大核心CSSCI

罗拉德派是14-16世纪英国历史上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基督教派别。它在不同时期的兴衰与沉浮充分体现出了英国政府对待宗教治理的一种基本态度。在罗拉德运动的初期,出于和天主教会斗争的需要,为了维护本国利益,英国王室对罗拉德派采取了保护和利用的态度。伴随着罗拉德运动的发展,当其激进的思想教义威胁到国家稳定的时候,英国政府便使出严厉的打压手段,对其加以迫害。及至在西欧宗教改革的大势之下,再次需要用罗拉德派的学说来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政府统治权威时,他们的教义思想则又被重新接受,并积极地加以利用。     

社会不平等如何影响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

系统合理信念反映了人们的系统支持态度,即对社会系统公正性、合理性、正当性的感知,以及相应的支持和维护社会系统的态度。以往关于社会不平等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关系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理论观点。一方面,社会认同理论等自利取向的理论认为,严重的不平等不利于低地位者维护自我及内群体利益,因此会损害其系统合理信念;另一方面,系统合理化理论却提出,在不平等更极端（而非平等）的社会中,人们（甚至是低地位者）反而更可能合理化不平等,表现出更高的系统合理信念。实证研究中,两种观点分别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但同时也面临很多质疑。 面对上述分歧,本文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解释框架,即“社会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双路径模型”。该模型认为,自利取向理论与系统合理化理论其实并不矛盾,而是共同解释了不平等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关系的“全貌”。因此,理论争议的焦点不在于不平等究竟增强还是减弱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而在于分析不平等增强或减弱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条件（即认知基础）及其内在机制（即动机基础）。 第一,在认知基础方面,不同于以往研究仅关注不平等“量”的程度及其与系统合理信念的线性关系,该模型认为还应关注不平等“质”的差异及其不同效应,即关注低地位者对不平等的认知过程。一方面,严重的不平等损害低地位者个人或群体的现实利益,构成一种现实威胁;另一方面,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现状与人们关于社会系统公正性、合理性的信念相冲突,构成一种象征威胁。 第二,在动机基础方面,低地位者的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分别使其反对或维护不平等现状,且两种动机彼此冲突;不同于以往研究采用对立视角考察两种动机,或是过于强调二者之一的作用;该模型认为,两种动机是并存的,相互之间并非全或无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厘清二者发挥作用的条件,即什么影响二者孰强孰弱,又是什么决定了何者发挥主导作用。 第三,区分不平等“质”的差异是厘清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如何发挥作用的关键。换言之,不同动机为低地位者反对或维护不平等现状提供了动力,而何种动机发挥主导作用则取决于低地位者如何对不平等进行认知。具体而言,当凸显不平等在个体或群体水平的现实威胁时,更可能激活低地位者的自利动机（进而抑制其系统合理化动机）,继而损害其系统合理信念;而当凸显不平等在系统水平的象征威胁时,更可能激活其系统合理化动机（进而抑制其自利动机）,继而增强其系统合理信念。 “双路径模型”通过分析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认知基础,进而厘清不同动机的作用,将以往研究中看似矛盾的结论整合于一,为理解不平等对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影响、解释两种理论的“分歧”提供了一种整合框架,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检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