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承认理论到民主正义论——略论南希·弗雷泽的政治哲学

弗雷泽提出要以参与平等为核心重新界定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进一步从承认理论身份模式转向地位模式;从承认的规范一元论转向包含再分配与承认的"视角二元论";从局部的文化正义转向"一元三维"的总体的民主正义.弗雷泽的思想为弥合左派纷争,重新构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批判做出了努力,反映了霍耐特承认"规范一元论"以后批判理论新的演进动向.     

川渝地区传统场镇街巷公共空间解析——以檐廊街为例

街巷空间是川渝地区传统场镇公共生活的重要物质载体。以川渝街巷最具地域特色的公共空间——檐廊街为例,借鉴社会学研究成果,从檐廊街的空间形态、空间序列、细节控制三个层面,集中探析檐廊街如何创造机会来促进人们在商业活动、日常生活和节日庆典活动中的公共交往,从而揭示川渝地区传统街巷公共空间的地域特征。     

反思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

90年代初从西方传入的“市民社会理论”,对于认识、诠释和评判中国历史与现实提供了新视角。但该理论并没有完成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核心概念包容性太强、界定不清;二是在实际研究中以西方历史为坐标标注中国历史与现实而忽视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三是该理论在中国的研究时空和研究层面过于狭窄、学术成果片面;四是中国论者所提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说”缺乏历史和现实依据。     

由1912—1926年的《申报》看女性参与的美术活动

从1912年到1926年,《申报》中记载的有关女性的美术活动有四百余条。出现的形式包括广告、报道、文章以及图片,内容涵盖招生广告、写生活动、女画家润例、展览会、美术图集等方面。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申报》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女学生、女画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第15期高级研讨班(生物哲学)招生简章

本期研讨班将于2011年7月25日-8月14日在西南大学举办,由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承办,现已开始招生。本期研讨班主题为:生物哲学,邀请Dr.Brian Garvey(Lancaster University)、Professor Paul E.Griffiths(University of Sydney)、Professor Armand M.Leroi(Imperial College London)、Dr.Fern Elsdon-Baker(British Council)担任教师。     

视觉搜索相关理论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近年来对视觉搜索的研究众多，其中由Treisman和她的同事最早提出的特征整合理论(FIT)在过去的30年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间也有很多学者对此现象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及模型。本文简单回顾了有关这一现象的历史并对其最新进展做了概要介绍，最后就这一现象的未来做了行为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方面的展望。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设计探索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社区化的进程也不断加快,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城市社区的规划,力求构建和谐有序的城市社区生活状态。与此同时,人们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对于城市社区规划工作的要求更为严格。为应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我国不断提高和改进城市社区环境规划工作,使之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文章以城市社区公共空间设计为主要研究论点,结合GIS空间分析法和智慧社区进行研究。     

面对公共危机,伦理学该如何思考和表达

面对公共危机,伦理学应着力于两个根本问题的思考。第一,这个危机是否因人的行动而成,这直接决定着责任归属问题。如果是可证明其因果关系的,行动者必是责任者;若不能证明其因果关系,也要延迟或事后确定和确证责任归属。第二,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责任归属问题,在责任判断的类型上,可把相关行为分为出于责任、合乎责任和反乎责任的行为三种。由这样两个根本问题所决定,伦理学的表达方式就应该是理性的,对任何一种与道德责任有关的行为进行判断和推理时,必须给出正当性基础的论证,做到客观因果性和意义妥当性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在公共危机及危机管理中表现出来的道德人格与稳定状态下的道德人格会有很大不同,要保持道德人格的同一性,就必须有稳定的、经得起正当性基础证明的观念体系、制度结构和伦理环境。公共危机具有两面性,它会把人性中的"向善"和"趋恶"的倾向集中表达出来,这就为后危机状态下的"扬善抑恶"创造了条件。     

密尔对表达自由的辩护及其当代意义

毫无争议，密尔对言论自由的哲学辩护已经成为西方理性传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即很多人把他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看作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实际上，甚至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感觉没有必要追溯这些观点的根源。密尔自己肯定不欢迎这一发展，因为任何已经证明的意见都有变成僵死教     

非正式制度与流动的公共资源边界——以甘孜东部虫草与松茸采集的社区管理为例

本文以虫草及松茸采集管理为例,讨论了甘孜藏区东部两个行政村资源边界与社会边界的流动性。绒村原有大村落分割为不同行政村之后,带来行政村之间资源边界的清晰化,以及利益的分化竞争。但是历史形成的共同体情感及社区现实需要促使不同行政村重新走向实质上的融合,表现为将资源权利分解为多重层次,并实行不同的管理实践。大村落观念的维持,自然资源的重新汇聚,端赖对社区宗教体系的有效运作,以及社区精英的能动发挥。龙村无法排除外来搭便车者,表面上降低了社区直接经济收益,实际上其缘由是对历史进程和空间关系的确认,其后果是持续促进了社区之间的互惠传统。两个案例反映了在当代公共资源市场化潮流之下,产权及行政区划变革并不能消除公共自然资源的道德经济属性,少数民族社区通过对非正式制度的创造性运用,重新塑造了资源管理的可借鉴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