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理由、公共理性与政治辩护

公共理性(由)是当代政治哲学中一个关键而又含混的理念,它可能包含的理性能力与公共理由这两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有待澄清。如果仅仅从公共理由的角度来理解该理念,我们无法超越实践理性的怀疑论,也无法为政治辩护提供任何公共理由。如果将其作为一般性道德推理的实践理性能力,我们则会因为推理主体与推理程序的模糊性而无法确定合情理性的最终标准。唯有基于民主的公民身份,在政治正义的领域来塑造这一理念,我们才能够把公共推理的能力与共享的公共理由完整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融贯的公共理性理念。     

川渝地区传统场镇街巷公共空间解析——以檐廊街为例

街巷空间是川渝地区传统场镇公共生活的重要物质载体。以川渝街巷最具地域特色的公共空间——檐廊街为例,借鉴社会学研究成果,从檐廊街的空间形态、空间序列、细节控制三个层面,集中探析檐廊街如何创造机会来促进人们在商业活动、日常生活和节日庆典活动中的公共交往,从而揭示川渝地区传统街巷公共空间的地域特征。     

反思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

90年代初从西方传入的“市民社会理论”,对于认识、诠释和评判中国历史与现实提供了新视角。但该理论并没有完成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核心概念包容性太强、界定不清;二是在实际研究中以西方历史为坐标标注中国历史与现实而忽视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三是该理论在中国的研究时空和研究层面过于狭窄、学术成果片面;四是中国论者所提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说”缺乏历史和现实依据。     

后民族时代的欧洲民族国家——一个难以超越的历史阶段

虽然欧洲一体化的程度已经很深,但欧洲仍是由许多民族国家组成,这一局面并没有被后民族时代所改变,民族国家仍然是欧洲的基本单位。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这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中至关重要,欧洲层面上的公共领域能否产生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作为欧洲社会支柱的福利国家,其实施依然存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封闭性。而在文化层面上,欧洲认同号称"多元统一",这种提法看似高深,实则揭示了欧洲文化认同的脆弱。鉴于此,民族国家仍将是欧洲难以超越的历史阶段。欧洲所能做的,不是进一步超越,而是扬弃民族国家的弱点,寻求民族国家与超民族实体之间的契合点。     

大数据时代网络搜索行为与公共关注度:基于2011-2017年百度指数的动态分析

大数据时代,网络数字痕迹成为彰显公众议题关注及政策偏好的新途径。本文以网络搜索行为为例,基于百度搜索数据采集了2011-2017年26个政策议题的2亿余条关键词指数,探索研究公众的搜索行为与公共(政策)关注度。这七年间,公众对文化娱乐议题的关注度最高,财政金融、就业、交通等财经和基础设施类议题次之,再次为教育、环保、卫生等民生类议题。同类议题关注度在省级层面具有历年趋同性,而不同议题的关注度存在地域差异性。面板数据分析发现,人口规模、消费物价指数、网民占比、失业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经济社会因素可以有效地解释议题显著度的差异,即公众对特定政策的关注度受到地区经济社会条件的显著影响。     

负面事件后政府信任危机的形成机制研究:一个准实验研究

本文将公共危机事件划分为三种类型:丑闻、公共服务缺陷和意外事故,并运用实验的方法,考察了不同类型危机事件对政府信任不同维度的影响关系和泛化机制。结果发现:(1)丑闻、公共服务缺陷事件发生后,政府信任的能力维度和诚信维度都会受损;但丑闻对诚信的负面影响更大,公共服务缺陷对能力信任的负面影响更大;(2)丑闻和公共服务缺陷事件发生后,会造成官员角色信任受损;(3)对官员的初始信任越高或官员相似性越高,丑闻事件发生后的官员角色信任受损越大;(4)丑闻事件后,政府组织相似性越高,政府信任的诚信维度受损越大;(5)官员角色信任会向政府诚信泛化,官员角色信任受损会伤害到政府诚信;(6)官员信任受损在丑闻与官员相似性交互项、丑闻与官员初始信任交互项对政府诚信的影响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相关研究结论能够促进公共危机、公共信任领域研究的发展,并对政府实践予以一定启示。     

重叠共识与公共辩护的抱负——答张途与惠春寿

张途和惠春寿对《辩护的政治》的评论和批判主要集中在公共辩护的"辩护性"与"公共性"的含义、体现方式上。张途认为相较于其他强调公共辩护的认知面向的理论家,罗尔斯的公共辩护优势在于其公共性。而惠春寿恰恰认为《辩护的政治》中所阐发的公共辩护没有体现公共性。惠春寿同时认为必须对重叠共识的角色做更为现实的理解,才能说明辩护性问题。《辩护的政治》对"公共性"问题的说明确实过于简略,需要修订补充,而在全面准确地理解罗尔斯的公共辩护的理论抱负及"双重视角"辩护策略的前提下,公共辩护的"辩护性"是可以获得合理说明的。     

先秦道法家与儒家礼容观异同辨

《吕氏春秋·士容论》载有一段田骈的故实，表明稷下道法家在礼容问题上对儒家持批评态度。相关传世文献以及马王堆帛书、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出土文献显示，稷下道法家与儒家分享相同的身体知识，都很重视身体仪容的礼法规范，并认为内心对礼容的展现具有决定意义，也都强调礼容应落实于现实政治之中，拥有共同的理论模式。但双方对具体礼容的要求有所不同，更因同质化的政治指向，两家均意图在现实政治中有所施展，使得相互批评不可避免。现实中出现的儒家后学偏离本学派礼容思想、趋于极端的行为，更给同样重视礼容的其他学派留下了攻击儒家礼容的口实。     

公共艺术在老旧街区活化与更新中的应用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不断深入,城市建设逐步从增量开发转变为存量更新。在此背景下,如何从环境艺术视角出发,运用公共艺术手段,审视现有的更新策略,并融入艺术学相关理论和实践成果,助力老旧街区的活化与更新成为重要现实问题。文章通过文献综述法和经验总结法凝练老旧街区活化与更新相关理论的最新进展,并以陕西省西安市为例,提出针对性的应用策略。     

面对公共危机,伦理学该如何思考和表达

面对公共危机,伦理学应着力于两个根本问题的思考。第一,这个危机是否因人的行动而成,这直接决定着责任归属问题。如果是可证明其因果关系的,行动者必是责任者;若不能证明其因果关系,也要延迟或事后确定和确证责任归属。第二,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责任归属问题,在责任判断的类型上,可把相关行为分为出于责任、合乎责任和反乎责任的行为三种。由这样两个根本问题所决定,伦理学的表达方式就应该是理性的,对任何一种与道德责任有关的行为进行判断和推理时,必须给出正当性基础的论证,做到客观因果性和意义妥当性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在公共危机及危机管理中表现出来的道德人格与稳定状态下的道德人格会有很大不同,要保持道德人格的同一性,就必须有稳定的、经得起正当性基础证明的观念体系、制度结构和伦理环境。公共危机具有两面性,它会把人性中的"向善"和"趋恶"的倾向集中表达出来,这就为后危机状态下的"扬善抑恶"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