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合法之法理论的乌托邦属性

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合法性只能依靠公民“自决”的方式来获得,即通过公众在建制性公共领域和非建制性公共领域中的话语交往生产出法律的事实有效性和规范有效性,使得合法之法得以生成。这种理论运思当面对“合法之法的跨语境水平”“合理商谈的可能性”以及“交往范式的局限性”等问题的拷问时,会凸显其乌托邦属性。     

财富越多，责任越大：资金数量和来源对公共物品困境中第三方惩罚的影响

本研究探讨了公共物品困境中,初始资金的数量和来源如何影响第三方对成员贡献值的评价及惩罚。行为结果发现了“贵族责任效应”,即在同等贡献值条件下,相比于获得较少初始资金的成员,第三方会更重地惩罚获得较多初始资金的成员。当初始资金是随机分配而非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时,该效应更强。在神经层面上,发现初始资金的数量和来源调节了第三方评估贡献值时所诱发的FRN和P3成分。其中FRN波幅与惩罚力度显著相关。本研究揭示了初始资金数量和来源如何调节第三方对成员贡献的评估及相关惩罚决策。     

公共物品困境中的突显身份效应及合作动机对合作行为影响

从合作动机的激发与破坏的角度探讨公共物品困境中突显身份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同时考察社会价值取向与突显身份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突显合作者与突显不合作者两种方式都会提高被试的合作水平;两种突显方式的作用机制不同。突显合作者条件下,被试的合作行为受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的共同影响。而突显不合作者则会破坏被试合作的内在动机,外在动机对提高合作行为起主要作用;突显合作者条件下,合作取向的被试更多受内在动机的影响,而非合作取向的被试则更多受外在动机的影响。在突显不合作者的条件下,合作取向和非合作取向被试的合作行为都受外在动机的影响较大。     

公共空间与乡村的“地方感”建构研究——以浙江省松阳县为例

文章以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为范本,探讨公共空间如何在乡村的"地方感"建构中发挥作用。研究表明,松阳县呈现出了两条不同的乡村建设路径:"空间"建构强调感官体验,"地方"注重文本叙事。前者以艺术主动介入"空间"建构,后者则以艺术化的手法参与"地方"叙事;前者的"空间"是断裂的,后者的"地方"是连续的。     

公私界线如何划分?公共讨论何以可能?——毕福剑事件的社会学思考

毕福剑在餐桌上以调侃方式评论前领袖人物而引发的事件,关涉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和界线问题,也和历史真相如何呈现、普通人的历史权利如何实现等密切相关。对此进行社会学的思考,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特点及其社会转型过程,并推进社会的多元共存和表达空间的拓展。     

对城市街道家具的几点思考

跨入21世纪,民众开始倾向于对公共艺术的关怀与参与,人们对街道家具的设置要求越来越高,不但对它的功能、数量、耐久性与舒适性等有越来越高的要求,而且其美学造形、颜色、材料,以及与周围城市环境的协调搭配,乃至于设计创意及与市民生活的互动关系,也开始受到重视和关注,街道家具的发展迈入一个新的层次与高度.     

一场灾疫,让我们见证善的力量

不同寻常的除夕夜早在去年12月末的时候,媒体便报道了武汉发现“不明肺炎病例”的新闻,虽然大家也偶有议论,但很快便被其他的新闻热点覆盖了。随着年关岁末临近,1月里我还多次去武汉参加会议,平时又特别喜欢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城铁、地铁,偶尔还搭乘的士。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应该有着数度与新冠病毒擦肩而过的经历,可能它念我是个与世无争的和尚,亦或是我的步履太过匆忙,使它未能得便搭上我这沉舟病树。     

“传统间”关系:“传统复兴”的前提性问题

传统问题研究目前引起了学界很多的关注,大概可区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对传统持较激进的批判态度,一种是秉持批判继承的立场[1],第三种是复兴传统的观点。随着对现代性越来越深入和自觉的     

公共健康与公共政策:建构一种规范性分析框架

中国当前的公共健康政策缺乏一种恰当的规范性分析框架,这一点可以从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医改方案中清楚地反映出来。不管是医改方案的设计还是相关政策的实施,都没有对它所涉及的规范性伦     

广东 扎实推进宗教院校公共课程规范化建设

近年来,广东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按照中央统战部有关部署要求,坚持铸魂育人,注重"四性",推动宗教院校公共课程守正创新,确保宗教院校正确办学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