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学能否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

关于儒家伦理学能否解读为美德伦理学,学界一直存有争论。争论的实质可以归结为儒家伦理学究竟能否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而不是儒家伦理学能否解读为一种关于美德的伦理学,这是因为后者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任何进路的伦理学理论都可以有关于美德的伦理学,无论是康德主义的伦理学还是后果主义的伦理学,包括儒家伦理学,这没有什么可争论的。真正需要弄清楚的是儒家伦理学究竟能否解读为严格意义上或标准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证成儒家伦理学可以满足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的两个基本要求,即基础性要求和完备性要求,可以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不仅可以推动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入研究与创新,还可以彰显儒家伦理学的当代价值。     

政治伦理及其两个基本向度

自上世纪 70年代始 ,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便逐渐凸显并最终主导了西方哲学论坛。然而在我国 ,这一哲学和伦理学的理论转向似乎刚刚发生 ,学界对此一理论转向的学术意识也才刚刚显露 ,可我们面对的是 ,大量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不断涌现 ,异常复杂 ,难以把握。在此情形下 ,采取学术群体性的民主商谈方式来探究这一理论转向所产生的基础性课题 ,恐怕比学术个体的专题研究更为慎重 ,也更为急迫。2 0 0 4年夏 ,教育部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在海南召开年会。期间与《伦理学研究》杂志主编、著名伦理学家唐凯麟先生重逢 ,承蒙先生厚爱如昨 ,托我组织一期学术专栏 ,命之为“政治伦理笔谈”。盛情之下 ,却之不恭。于是诚恳邀请到怀宏、剑涛、建华三位学兄襄助 ,切磋数月 ,始成如下四篇。现惶然贡献于学界 ,祈求抛顽石以引玉璞 ,或求其友声 ,或聆听批评 ,以此促进我国政治伦理的前沿研究。如此或可既不负凯麟先生雅扶后学之美意 ,又可尽我等伦理学者之天职。是以记之 !(万俊人 )     

G.E.摩尔伦理学的方法论特征

G．E．摩尔作为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的开创,他在建构其理论体系时所运用的方法不是单一的。而是针对伦理学的不同问题交错运用了直觉方法、绝对孤立法、有机统一原理和分析方法。他的这些方法对于分析伦理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终因其致命缺陷而使该流派走向衰落。     

自由优先于德性——罗尔斯伦理思想的一种解读

罗尔斯伦理思想总体上可归结为一种权利伦理学;“自由优先于德性”是罗尔斯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个原则以“自我优先于目的”为形式根据,以“正义(权利)优先于德性”为质料内容。罗尔斯权利伦理揭示了现代自由社会的道德特征和道德要求,提出了诸多新的伦理理念和伦理观点,但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     

墨家伦理学在西方百年译介和接受行旅

墨家学说自19世纪被译介到西方以降,其伦理学便备受关注,亦争议不断,百年来墨家伦理学说内涵和意义发生了多次变异和偏离,在西方先后被阐释为宗教想象、功利主义、后果主义,更是引发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汉学界两次旷日持久的大讨论。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跨文化阐释和学术争鸣中,墨家伦理学获得了西方汉学界持续广泛关注,促进了其伦理学经典谱写的生成,也提升了墨家学说乃至先秦哲学在西方哲学话语场的在场性。     

孟子“仁”与“义”美德伦理学的理路及其问题

孟子的“仁”“义”观念分别指示出美德的根源以及美德行为的呈现,以此为核心的孟子式美德伦理学的基本理路有三：一是美德是人类特有且应有的生活方式;二是诸美德各有其特定的道德含义,并构成具有层次和结构的美德体系;三是美德应该依次呈现于家庭、社会和政治生活,并发挥基础性作用。其美德概念可以回应三方面的问题,即美德的约束力、美德的驱动力、美德的实现问题。其特点主要有其作为美德学说的整全性,其思想实验与对直觉的诉诸,以及其明确的元伦理维度。作为一种传统理论,孟子式美德伦理学要转化为当代形态,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元伦理维度包含的形而上学独断因素。对于其理论的独断因素,可以有三条化解路径,即康德式路径、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路径、反思平衡的方法;对其现实基础性美德即“孝”蕴含的独断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来化解,一是回到孔子的相关观点,二是借鉴当代伦理学对美德如何始于家庭的道德心理学解释。     

约纳斯责任伦理的定位及其意义——基于《技术、医学与伦理学》的分析

在《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原理的实践》中,约纳斯将其伦理学第一原则——责任原理运用到现代技术,尤其是运用到生物学和医学领域中,力求对现代技术做出哲学批判和伦理学评估。这些运用的精神内核囊括了三点:对现代技术的本体论考察,技术必须接受伦理学的评估;对传统德性观的扬弃,德性应从个人实践转向公共领域;对价值中立问题的深刻检视,科技根本关涉着道德判断。责任伦理的性质和意义通过约纳斯的分析得以彰显:它既是本体论的,也是应用着的。约纳斯对现代技术的深刻反思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历史性的发展成就与创新发展的新呼唤——新中国伦理学70年的总结和思考

新中国伦理学是近代以来伦理文化发展史上最具创造性和建设性的伦理学研究类型,亦是5000年中华伦理文明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和价值辉耀。全面总结70年来中国伦理学研究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认识时代和社会发展对伦理学理论研究的新期待,有助于增强伦理精神的自觉、伦理学研究的自信和新型伦理文明建设的自强意识,在不忘初心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创造出与风云际会的新时代相适应且能引领新时代更好地发展前行的伦理学学科。     

自由伦理学何以可能

近代伦理学是一种自由之伦理学"。可是,从表面上看,自由与伦理是矛盾的:自由是行为主体的自我决定,其意向性是无限的;而伦理、道德则关涉到行为规范,规范则意味着限制。但当我们把自由划分为精神自由与行为自由两种,我们就会发现,精神自由(意志自由)固然是无限的,但精神自由的真正实现是需要有理由的支撑的,所以精神自由便能够自主地确立伦理规范。而行为自由并不是无限的,所以需要有伦理规范施加的制约,制约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大和更长远的行为自由的实现。一句话,精神自由为了行为自由之故而确立伦理规范,从而对行为自由予以限制,最终以换取更大的行为自由的可能性。于是,自由与伦理学就并不矛盾了,而是和谐地贯通在一起。所谓自由伦理学,便拥有了基于自由的伦理学和为了自由的伦理学这双重涵义。     

神经干预中的伦理等价原则

伦理等价原则是神经伦理学中一个重要且唯一的伦理原则,为解决神经干预中最具争议的伦理问题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方法,但它完全不必建基于延展心智论题,从而陷入理论争议的漩涡。认知与环境是相互作用和联系的,技术和环境都是负载价值的,这是伦理等价原则不断完善的重要理论前提,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弱EPP Ⅲ,成了神经干预道德合理性分析的强而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