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守国法,落实教规

教会规章不仅是教会应该共同遵守的条文,更是教会建设中的神学指导思想,乃至教会发展路向的反映常言道"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自然也是"国有国法,教有教规"。国法(即国家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它既反映执政党的意志,也体现价值共识和公共意志,承载理性精神和文明智慧,它是管理社会、维持秩序、促进发展、化解矛盾的基本规则,故适用于社会全体成员和各个方面。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重释及其实践意义

公共领域的本质是多元对话平台以及建基其上的社会整合功能。因此,公共领域范畴并非历史实体性范畴,而是哈贝马斯用来回应现代西方社会的主要问题的理论工具。根据文本考察,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是严格限定于西欧的历史语境的,它具有特定的西欧社会文化内涵,需要结合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才能实际发挥当代功用。西欧文化与语境的限定性是公共领域的特殊性,而其普遍性正是它的多元对话平台与社会整合功能。以公共领域理论的普遍性为基础,结合中国传统与现实,才能回应当代中国价值多元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公共理由、公共推理与政治辩护:休谟主义者如何说明Public Reason?

按照一种流行的意见,谈论public reason似乎是康德主义者的专利.休谟主义者据说因为预设了一个特殊的“理性”概念,并受到“实践理性怀疑论”的牵连,而最终没有机会谈论理由的公共性和公共理性能力思想.本文通过论证指出,这个观点本身是基于将休谟思想解读为主观主义思想的误解.一种恰当的解读,应当将休谟的思想理解为“客观化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休谟主义者所能发展出的关于理由的公共性、人类能动性、道德和道德权威性的本质的思想,反而将最终有助于我们最终重新考虑康德主义者在public reason问题上所采取的那种判断论观点的恰当性.     

社区公共精神培育与社区和谐善治: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我国当代社区建设与发展经历了从行政控制为主到多中心协同治理的历史跃迁,最终目标和最高价值导向是实现社区和谐善治。但当前社区治理陷入公共精神式微,公共意识匮乏的"德性困境",而社区和谐善治必须是以德性化为指向的,需要公共精神提供道德支撑。社会资本理论所强调的普遍的信任、社会关系网络和共同的规范有助于从多重维度消解社区治理的"德性困境",对促进社区活力和走向社区善治有着重要的启示性意义。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出发,通过提升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可以有效地培育社区诚信友爱、互惠互助、平等合作、积极参与、邻里和睦等社区公共精神,为当前我国社区发展的和谐善治转向奠定坚实的德性根基。     

空间正义的另一种构想——“差异性团结”及其反思

一居住地的分化与隔离及其非公正性后果空间问题曾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尤其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空间批判而对人的空间实践方式所进行的探究,为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对空间及空间正义理论的深入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城乡对     

作为21世纪一门综合性跨学科的国公共哲学观念

一、引言 “公共哲学”这个术语似乎是在20世纪,特别是在讲英语的世界开始使用.[1]然而,假如我们把公共哲学这个概念定义为“从哲学上探讨诸如政治合法性、社会正义、战争与和平、环境问题、公共记忆等各种各样的公共问题的哲学”,那么,可以在西方国家及东亚国家的经典作品中找到与此相当的概念.确实,一种悠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     

公共危机管理理念中的审慎之德

审慎是其他德性发挥作用的前提,在人类实践活动中,还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今天人类公共生活领域中面临的风险和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审慎之德的背离。公共危机管理理念要求在公共管理中倡导一种更为审慎的发展模式及行为方式,同时,公共管理者也要通过深思熟虑和广泛听取公众意见等途径,在公共事务决策中养成审慎的习惯。     

人权视域的伦理问题——第二届人权与伦理学论坛述评

2011年10月20日至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伦理室主办、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承办的"第二届人权与伦理学论坛"在重庆西南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西南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江西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及伦理学专业的研究生立足人权视角,就人权基础理论、人权与应用伦理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一、人权基础理论人权基础理论的讨论主要围绕人权的内涵、本质,以及基于伦理史的人权理论两个层面展开.其一,人权的内涵、本质.中国社科院甘绍平研究员主张,人权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他认为伦理学的出发点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即人的意志与行为的自主性和人的利益需求性.     

寺院在僧人侵权案件中能否成为补充责任主体

寺院财产具有公共财产的性质,即具有公共信托财产的特性,僧团组织和不特定的、显在的和潜在的、现在的及未来的善男信女为其受益人。寺院对该财产而言,居于受托管理人的地位,不能任意处分该财产,只能用于与佛教教义相符的宗教活动。对游客而言,寺院仅对该财产所可能造成的物件损害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只有在寺院自己举办的有组织性佛事活动中才对活动的参与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而对个别僧人的侵权行为,寺院不应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所产生的补充责任,而应由实施加害行为的僧人本人承担。     

华人社会中的宗教信仰与公共参与:以台湾地区为例

本文利用台湾社会变迁调查数据对华人社会中宗教信仰与公共参与进行了分析.总体上,宗教信仰有助于人们的捐献行为和志愿行动这两类公共参与形式.虽然不同宗教信仰的信徒在公共参与方面存在着程度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在控制信徒与宗教的组织性整合程度后变得不显著.有研究认为东方宗教的功利性格无助于提升民众公共参与,但我们的分析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组织程度高的中国传统教派与基督教在促进信徒公共参与方面水平相仿,但在自认为是佛教徒的被访者中,有明确宗派归属的佛教徒与无宗派归属的信众,在公共参与行为上存在的显著差异.这意味着造成差异的原因不在于其教义来自东方还是西方,而在于宗教的组织化程度.只要能够促进教徒之间的交流与交往、加强教徒与组织之间的联系、并通过必要的集体仪式和活动增加教徒对于宗教的认同,就可能提升信徒的公共参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