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及其与正义理论的关系

公共理性是罗尔斯在完善其正义理论的过程中提出的重要理念,但它并不是一个前后一致的理论,它只是在本初意图上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后来逐渐演变成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理论形态。罗尔斯之所以将公共理性理论脱离原有的正义理论,在于其正义理论的失败。     

浅谈河南省中小城市公共艺术现状

从公共艺术在当今全球的发展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一种城市形态的艺术化表现手段,它对凸显城市的特色、增强城市的标识、体现城市的历史文化、塑造城市形象、凝聚城市居民的荣誉感和归属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代的城市建设中,公共艺术同其他城市建设一起承担着塑造城市形象、体现城市文化精神的重任。     

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伦理之道——“经济伦理与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高层学术对话综述

2011年10月24日,由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主办的"经济伦理与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高层学术对话在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光明日报》社、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媒体和高校的12名专家学者聚首一     

论后新公共管理的三大超越

作为新公共管理的继承者和修正者被提出来的后新公共管理,在三个维度全面超越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主张,一是权力重组,从强调分权到适度集权;二是结构重组,从机构裂化到主张机构协作与整合;三是关系重构,从倡导民营化到主张更加重视网络化治理。后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主张对当前中国的行政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社会公德：个人行为与公共生活和谐的基石

现代社会,由于介入公共生活的人员成分复杂,目标和价值追求各异,彼此间的矛盾冲突难以避免.社会公德向个人提示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存在,并强调这种存在的不容忽视性,提升个人对“公共性”的道德认知;通过内化为公众的道德心理标尺,借助舆论的引导和鞭挞功能,评价并调节个人的态度及行为方式;借助社会公德制度化的措施,整合多样化的个人行为和价值取向,引导个人行为与公共生活的和谐有序发展.     

哈贝马斯合法之法理论的乌托邦属性

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合法性只能依靠公民“自决”的方式来获得,即通过公众在建制性公共领域和非建制性公共领域中的话语交往生产出法律的事实有效性和规范有效性,使得合法之法得以生成。这种理论运思当面对“合法之法的跨语境水平”“合理商谈的可能性”以及“交往范式的局限性”等问题的拷问时,会凸显其乌托邦属性。     

财富越多，责任越大：资金数量和来源对公共物品困境中第三方惩罚的影响

本研究探讨了公共物品困境中,初始资金的数量和来源如何影响第三方对成员贡献值的评价及惩罚。行为结果发现了“贵族责任效应”,即在同等贡献值条件下,相比于获得较少初始资金的成员,第三方会更重地惩罚获得较多初始资金的成员。当初始资金是随机分配而非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时,该效应更强。在神经层面上,发现初始资金的数量和来源调节了第三方评估贡献值时所诱发的FRN和P3成分。其中FRN波幅与惩罚力度显著相关。本研究揭示了初始资金数量和来源如何调节第三方对成员贡献的评估及相关惩罚决策。     

公共空间与乡村的“地方感”建构研究——以浙江省松阳县为例

文章以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为范本,探讨公共空间如何在乡村的"地方感"建构中发挥作用。研究表明,松阳县呈现出了两条不同的乡村建设路径:"空间"建构强调感官体验,"地方"注重文本叙事。前者以艺术主动介入"空间"建构,后者则以艺术化的手法参与"地方"叙事;前者的"空间"是断裂的,后者的"地方"是连续的。     

公私界线如何划分?公共讨论何以可能?——毕福剑事件的社会学思考

毕福剑在餐桌上以调侃方式评论前领袖人物而引发的事件,关涉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和界线问题,也和历史真相如何呈现、普通人的历史权利如何实现等密切相关。对此进行社会学的思考,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特点及其社会转型过程,并推进社会的多元共存和表达空间的拓展。     

对城市街道家具的几点思考

跨入21世纪,民众开始倾向于对公共艺术的关怀与参与,人们对街道家具的设置要求越来越高,不但对它的功能、数量、耐久性与舒适性等有越来越高的要求,而且其美学造形、颜色、材料,以及与周围城市环境的协调搭配,乃至于设计创意及与市民生活的互动关系,也开始受到重视和关注,街道家具的发展迈入一个新的层次与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