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作为他者——以金元儒家与全真教的关系为例

金元时期是少数民族当权统治时期,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秩序比较复杂而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儒生的社会地位甚至生命都受到了严重挑战和威胁,而得到政治庇护的全真教不仅大量接纳儒生加入到全真教以保全其性命,同时还担当起了维护社会秩序的重任,儒家和全真教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密切关系之中。在忽必烈的支持和重用下,儒生社会地位逐渐提升,全真教代替儒家拥有文化传播权的现实以及不事生产等都引起了儒生的批评,二者关系开始交恶。本文以儒家和当时新兴道教全真教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从民族学的视野揭示作为他者的汉文化的时代特点。     

论全真教的修持理法--降心

全真教的修持理论虽多,但“降心”是其要领部分。修持理法的降心理论由来已久,道教是由道家思想演绎而来,道家思想是以黄老为核心的,黄帝《阴符经》中讲“天性人也,人心机也”。人禀天地间的一点太和真气,赋诸人身为性,此性是太和中的一点虚灵不昧,虚白朗耀,至为纯净,无有任何杂质,故经中讲“天性”,这种性(虚灵不昧),常清常静,即佛经中讲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而《道经》中讲的“……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为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惚兮恍兮,其中…     

早期全真教传教方式、方法的教育学分析

王重阳是全真教的创始人,他的教育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他既注重弟子在全真教“宗旨”下的统一性的发展,又注重在“个性”指导下弟子差异性的发展。本文从王重阳的师生观和教育弟子的方式、方法的角度加以分析,以期对我们当今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全真道研究综述

对全真道这一领域的研究非常的繁荣昌盛,时间源远流长,长达百年。无论是发表的论文,还是出版的著作,真可谓汗牛充栋,发展到今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已经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由于全真道倡导三教合一,以性命双修、功行双全为修炼途径,实现精神境界终极超越的目标追求,从而打破了传统道教的修炼模式,建立     

金元全真教对道教神仙谱系的继承与突破

全真教的神仙谱系主要由传统道教神灵和唐宋内丹道神仙谱系构成。在宫观、神像布局上全真教从创立之初即通过以"五祖七真"陪祀三清、老子、玉皇等传统神灵,在节庆活动中通过每年一度、持续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真元会"庆典活动等方式,接续传统道教神谱。跨越代际、跨越历史传承的遇异叙述,为全真教从观念史、信仰史角度重塑内丹神仙谱系"小传统"打开了通道。前者有利于增进全真教的教团认同和凝聚力,后者在抬高某宗某系丹道辈分的同时,这一"僭越"之举在一定程度上为全真教的宗系分化埋下了伏笔。     

金元大道教史续考——从一宗著名公案说起

据文献研判,《至元辨伪录》所载全真丘处机去世时大道教四祖毛希琮所发讽刺之诗当为真实记载,其引发之直接原因与作为元初"新道教"代表的全真教团侵占作为金代"旧道教"代表的、已经进入皇家祭祀系统的大道教"玉虚观系"祖庭"玉虚观"等宫观、强行"外加"政治趋向不同的"异端"掌教等有直接关系。真大道十二祖张清志寿至八十四,直至其掌教时,真大道依然是以内道外法的"体用"之道同时并重,法术之用为其立教的两大基础之一。通过新发现碑刻题名分析可知,真大道暨"天宝宫系""辈"字排列为:"德、成、清、进、天、忠",此为目前元代道教惟一可以确认的辈字"字谱"。许昌天宝宫实是元中后期真大道根本重地,五任掌教出身于此。其道脉传承元明之交延续未断,但明初所属道派不明,然至迟明弘治时该宫传承已转为全真华山派。     

全真教早期传播中的乐舞活动

作为金代产生的新道教——全真教注重运用乐舞进行传教,将之作为一个贴近世俗、吸引民众的重要手段。全真教早期的各位高道的著作,留下了关于道教乐舞、金代乐舞的鲜活记录。全真教的乐舞活动涉及道情、社火和大曲等三个品类,结缘化俗,方便说法。     

全真道教的现代宗教仪式及其科本分析--以香港为例

全真道教最初很可能没有成套的宗教仪式,却因宗教发展的需要建构了自己的宗教仪式。正一教和全真教虽然各有自己的宗教仪式,但彼此差别不大,也共享某些仪轨和科本。香港全真教的宗教仪式既遵大传统,也有自己的小传统。"三忏两朝"宗教仪式的流行,因应了社会的需求。全真教主要的科本皆包含了尊重生命价值、劝善度人、悲怜普惠的内容。     

全真道士王吉昌与刘志渊考--兼论张伯端对金代元初全真教的影响

王吉昌与刘志渊是金朝后期至元初活动于山西的北方全真教徒,不是道教金丹派南宗的传人。但他们的文集中大量援引南宗祖师张伯端的著述,体现出张伯端对他们的深刻影响。而张伯端对全真教的影响也不止于此,整个金代直至元初的全真教都深受他的影响。刘志渊还提到了南宗四祖陈泥丸(陈楠)和五祖白玉蟾的言论,为审视南宗与金代元初全真教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