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意识

绝大部分伦理学理论都面临其在现实世界中无效的困境,这由伦理学的理论性质本身所造成.人们的道德观和道德行为不是通过伦理学,而是通过许多其它不同的途径来获得和实现的.     

《大毗婆沙论》之“心狂乱”考

《大毗婆沙论》记载律藏有三种不犯,即苦痛、心狂乱、最初犯罪者不犯。但是现存律藏中却为四种不犯,即狂者、乱心、苦痛者、最初犯罪者不犯,与《大毗婆沙论》引用的律藏之间存在矛盾。本文首先考察《大毗婆沙论》中与心狂乱相关的梵语,并调查这些梵语词在《阿含经》、律藏、阿毗达摩论书中对应的译语,及在注释书中的解释,发现这一矛盾可能是由于k?iptacitta译语的变化而产生的。     

沉默的眼——五台山尼众律院见闻录

深秋时节,汽车颠簸在蜿蜒曲折的山道间,窗外,清晨的雾色恍若淡薄的轻纱,透着寂静的朦胧…… 这是通往圣地五台山的路。 五台山,号称“华北屋脊”,山峦绵亘,五峰耸峙。     

略论藏传佛教与早期赎替仪式的差异性

赎替是一种“能消除自身疾病与改变逆境”的藏族宗教活动.早期赎替仪认为外在神灵会赐予吉凶祸福,通过举行杀牲祭祀仪式向山神、地神、年、间、赞等世间神灵祈求消灾得福.佛教哲学思想系统地传入藏地后,藏传佛教赎替仪式无论从表征意义乃至实质内涵都产生了极大的转变.从早期到现今赎替仪式的发展轨迹,说明了仪式佛教化的历程.     

张商英信佛轶事

本期“大德掠影”,我向主编推荐了这篇张商英的故事。在我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宋明以后,儒家思想基本上是占主导、统治地位的,佛教等只能算是次要的、非主流的,而且对一般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儒学乃“敲门砖”,在谋求功名利禄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佛教就很难说具备这种功用了。要从儒家立场转而对佛教进行比较客观的接触、了解,就很不容易了。这中间最要紧的一点,恐怕就是能取比较客观、公平的理智态度,不带先入之见,以追求真理为重,来对待自己未知的新领哉。张商英就经历了一个从盲目排佛到认真了解的转变,当然,这里无意怂恿今人也象他那样最终去信佛——社会历史条件早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今天首要的恐怕不是你是不是排佛或信佛了,而是你相信自己真的了解佛教了吗?借用张商英的话说,今天我们学习圣贤,但尚未读百十卷书,却急忙去排佛,这合适吗?愿与朋友们同参！     

原始佛教与部派佛教对占卜的态度——以阿含与部派律为中心的考察

佛教对占卜的态度是不断变化的。佛陀创教之时，为了区别佛教和其他外道学说，维持教团清净，曾制定戒律禁止僧人从事占卜活动。但此时的戒律是将卜、呪等邪命行为杂糅在一起，置于波逸提或突吉罗等轻罪之中，尚不严苛。佛陀圆寂之后，佛教发生了部派分化，各部关于占卜的态度不尽相同：法藏部继承了原始佛教的占卜观念；弥沙塞部和南传赤铜鍱部对占卜持严苛的反对态度；大众部(大众部末派)则对占卜采取宽容的态度；说一切有部与根本说一切有部对占卜的态度还未定型，总的来说是朝着宽容的方向发展。     

星云大师与大师影像

大师江苏江都人,俗姓李,1927年生,十二岁于南京礼志开上人出家,先后入栖霞律学院、焦山佛学院学习。1948年与智勇创办《怒涛月刊》兼《徐报》主编。23岁赴台,被诬匪谍入狱,后出狱主编《觉群周报》。     

传统山水画意象的现代解读

本文用解构的方法分析传统山水画意象的构成与认识意象的规律,提出一种解读传统文化的途径,反思当代中国画创作中的问题,重视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价值。     

“巴利三藏”略说

邓殿臣先生的《“巴利三藏”略说》,从“巴利三藏”的集成、特点、主要内容和几种字体的“巴利三藏”、几种语言的译本以及译介、研究“巴利三藏”的意义等五个方面述说了南传“巴利三藏”,为《南传大藏经》的翻译工作提供了方便。     

论汉代的以律注经与法律儒家化——以《公羊传》何休注为切入点

东汉时期,以经注律之风大兴,经学开始渗透入法学领域,法学受到经学极大的影响。同时,亦有以律注经之现象发生并盛行。所谓以律注经,即援引汉代律令制度来解释儒家经书大义,何休即其代表人物之一,而其所注《公羊传》则为运用这种方法的代表性作品。实际上,汉代社会历来经律并重并用,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以经注律与以律注经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两者分别推动了法律儒家化与经义法律化的进程,并共同促进了经律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