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八仙承遗韵 功济十方弘道风——西安万寿八仙宫武术养生功法散说

西安万寿八仙宫自宋代开山弘道,历代身怀绝技、武艺超群的高道名师、云朋霞友,往来此云水之乡挂单仙宫、授武演道,为八仙宫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武功技艺和养生功法,经近千年的积淀、精化、传承、发展,化演成了独具道家风范的武苑奇葩。此功法强身健体以养生,防身护法以修道,促进了道功道术的修持,形成了八仙宫的“家传武功”。     

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浅论《庄子·人间世》的处世智慧

<庄子>是道家的巨著,其思想体系恢宏而又缜密,涵盖着宇宙、礼会、人生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于m世与人世进行了细致人微的论述.本文就<庄子·人间世>所阐述的修道者的人世之道,浅谈一点学习体会.     

赣州市道教协会成立

仲夏潇湘大地,万木葱茏,一派生机和祥和景象. 6月25日下午,湖南省第二届道文化节暨海内外道教界公祭炎帝大典开幕式在株洲市茶陵县云阳山古南岳宫隆重举行.湖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微微宣布活动开幕,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赖保荣、国家宗教局一司道教处处长赵燕华、香港道教联合会副主席黄汉翰、株洲市有关领导分别致辞.     

试论王夫之的“通”论思想

王夫之深刻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通"之精神,并在其"通"论思想的具体展开过程中,表达了重视个体与殊异性等颇具现代性意义的思想内容。在天人关系中,王夫之阐明了天人相通相继但不同的道理;在社会历史领域,他强调以"变通"之精神师法古人智慧,以应对当下社会具体问题;他继承和吸收了张载的"通"观念,在伦理学中强调在尊重他者的基础上以"尽己"和"推己"的方式与他人交往的平等思想,并在人性论中彰显了人性的丰富性及人性与物性相通的内容;在知行问题的阐述过程中,他从"诚明"与"知行"关系层面,深刻揭示了广义的知与行在人之成德、成性过程中所具有的相通性。王夫之的"通"论思想,为我们思考当代社会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智慧提供了新的致思路向。     

朱陆“心学”及其异同的几点观察

朱熹尽管批陆为禅,其学亦吸收了佛禅的“明心见性”思想。陆九渊虽自谓“心即理”之说得自孟子,实亦受到程朱影响。要之,二人都讲道德本心,分歧只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上。朱子强调二者相辅相成,实则在“道问学”上用力较勤。象山强调“先立乎其大”“发明本心”,但亦未尽废“道问学”。朱批评陆自信太过,陆则以朱为支离。然而正是这些差异,使得朱陆之学得以相辅而互补。     

论“为政以德”与“王霸之辨”

"为政以德"是孔子以至整个儒家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本义指统治者修德而安人安百姓,但它还有另一含义,即将道德作为政治手段。前者是孔子"义利之辨"与道德自律的要求,后者是由其民本主义立场所逼显。孟子与荀子"王霸之辨"思想的源头正是孔子的"为政以德",他们分别将它向重德性的"为政以仁"与重规范的"为政以礼"发展。孟子除收紧在统治者的道德存心上论"王霸异质"外,还坚持霸道能向王道转进的观点,这与"为政以德"的两层含义及其关系有关。荀子的王道理想重视外在合法性的礼,却忽视了"为政以德"的本义。"为政以德"虽为孔、孟、荀所共倡,但它实际上无法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真正充分展开。     

何以载德——公民道德的实践载体

新时代公民道德不应该只是写在文件中或挂在口头上的口号,它需要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人们的道德实践,其中道德的实践载体自然必不可少,而选择何种实践载体就是公民道德是否有效实施的关键。我们认为,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中,按照社会对个人行为的道德要求的高低程度,可以区分出三个层次的公民道德,即公共道德、社会角色道德和公民美德,相对应地,就有三类载体和三种运行机制。在公民美德层次上,是"导之以德";在社会角色道德层次上,是"齐之于礼";在公共道德层次上是"绳之于法"。如果我们对此没有理论自觉,就会造成公民道德实施的困扰甚至失效。     

“心性情”与“易道神”:朱熹对程颢思想的创造性诠释

程颢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朱熹大概43岁开始一直到晚年,反复以心、性、情来对解这里的易、道、神.朱熹认为易道神是从天的角度来论,相应地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心性情.借用程子的易道神话语来阐发其心统性情思想,这是朱子对程子思想的一个创造性转化和诠释.在朱子的诠释下,“易体”非“...     

何谓“实在”?何以“必然”?——康德的“存在神论”批判及其形而上学要义

“存在神论”是康德用来刻画传统形而上学中一种思想机制的术语,这个机制从根本上说是由“实在性”这一存在论概念与“绝对必然存在者”这一神学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的。“存在不是实在谓词”的论题并不能仅凭自身而直接构成对这个机制真正的批判,因为它对“绝对必然存在者”的适用性并不是自明的。我们从康德1770年代的笔记中可以看到,他逐渐与存在神论分道而行的关键点在于,用“感性的实在性”取代了“设定的实在性”。本文尝试以历史性的和体系性的分析表明：唯当康德通过对“设定的实在性”和“绝对必然存在者”两个概念的反思而完成了对存在神论机制的整体批判时,“存在不是实在谓词”的论题在反驳存在论证明上的效力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道家与道教的“理身理国”思想——先秦至唐的历史考察

本文考察了先秦至唐道家和道教“理(治)身理(治)国”思想的发展。道家及道教各派都曾围绕着身理(治)身与理(治)国的关系进行过不同层次的探讨。从“天人合一”原则出发,道家和道教各派不仅将身与国比拟为结构和功能相似的有机系统,而且对于理(治)身与理(治)国的终极基础和实践原则作了深入地剖析。随着语境的变迁,特别是在唐代,原道家语义被转换或开掘出新的内涵,故“理身治国”的实质内涵也在变化。“理身理国”观体现了道家和道教各派对个体生命及其生存状态的深度人文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