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天德”以“成王道”——王船山对《中庸》义理的疏解与阐发

在《中庸章句序》中朱子指出,《中庸》乃子思为承传儒家道统所作,而道统所系便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治心工夫,所以《中庸》也被视为孔门传授心法之书。在明代心学的发展     

道、器、形之问中西哲学形而上学的通汇

器是物自身,形是人心对器的感知,而道又是对形的抽象提升。形在道、器之间,形的存在与意义常被人们所忽略。器、道、形三者之外还有一个“心”字,最为重要,是构成世界、组建社会存在的基础与前提。但它与器是永远有隔的。器是人心的界限。作为最凝练、最具有概括性的道学,哲学不关乎器,至少不直接与器相联系,而只是对关于器的所有道学的再度总结。科学直接关乎对象,而哲学则是最高程度的形而上,始终与对象保持一定距离。最严肃、最艰苦而又最具有征服力的哲学追求一定是指向本体之物(器)的。“物是什么”不可问,“哲学是什么”也不可答。问不可问之问,说不可说之说,把哲学推向其本身永远无法企及的境地,这是哲学家永远不可超越的游戏。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扩大会议在京举行

本刊讯3月15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扩大会议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副会长、咨议委员会副主席和部分常务理事、理事共52人出席会议,会本部各部室负责人列席会议。中共中央统战部二局蒋坚永副局长、国家宗教事务局一司徐远杰司长莅会指导并作重要讲话。会议由圣辉常务副会长主持。会议学习了胡锦涛总书记《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努力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重要讲话;听取了一诚会长的讲话;听取了圣辉常务副会长所作的《关于中国佛教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以来主要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本会2002年的工作…     

“平庸之善”与功夫的“外体化”——走向人类成熟之路

“平庸之善”是由阿伦特“平庸之恶”一词引申而来。儒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正可以说是“平庸之善”,即善行成为人们无需思虑决断的常态。这种常态需要个人的基本道德修养,更需要合适的社会环境条件。传统儒家“风行草偃”的观念揭示了个人修炼功夫与社会条件的关系,即个人(尤其是社会精英层)的功夫可以“外体化”为社会风气(文化)和社会体制,而大众的功夫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和体制的“功用”表现。只有当个人的德性“外体化”为相对独立于个人修持的社会存在,形成体制性的保障和文化氛围,才能防止“平庸之恶”的泛滥和促进“平庸之善”的形成。从作为整体的人类生存状态来看,功夫的提升就是“人类的成熟”;个人功夫“外体化”为社会的体制和文化,就是人类总体功夫的“体身化”。     

良知如何呈现：经验知识的解释进路及其反思——以“体知”与“动力之知”为例

从“四端之心”开始,以经验知识的解释进路来叩问良知之存在、表述良知之呈现,存在着一条值得被注意的哲学史发展脉络。通过简要梳理这一哲学史源流,并特别说明杜维明、黄勇在回应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分别提出的“体知”与“动力之知”理论,我们可以认为,以经验知识的进路解释良知如何呈现,需要以良知不学而能的先天性与其呈现于经验中的差异性、多样性为前提,给予“经验知识如何触发良知”和“良知如何运用经验知识”两个核心问题以有效的解释。同时,认知能力的提高与经验知识的积累都影响了主体对当下道德场景的把握,从而也参与到良知直下的判断中。     

八大山人绘画艺术中的自由美学思想探析

八大山人在绘画领域成就极高,花鸟走兽都被其赋予了独特的艺术思考,但我们在关注其猎奇画面的同时,需要对其作品中的思想内涵进行深入思考,这样才可以真正领悟八大山人绘画作品中蕴含的深刻内涵。八大山人一生以明代遗民自居,被时代抛弃的孤寂之感在他内心膨胀。八大山人通过入佛修道来躲避政治诡谲之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催生出独特的自由美学思想,这种美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特殊的生存环境有关。正是青灯古佛、悟道观花的日子,给了创作者与宇宙人生连接的机会,使其基于对道家思想的充分思考形成了浓重的自由意识,在道家自然观的浸润中滋生出“逸”的绘画品格。此外,禅宗的艺术特质也完整了八大山人的艺术构造,使其作品从神品向逸品转移,最终孕育出自由美学的一片笔墨天地。     

中国道家经典最早传入北欧的诠释路径及其当代理论镜鉴

道家作为中国信仰文明的根底何以最早走向北欧是东学西渐史研究的关键问题。随着北欧道家经典传译线索的浮现,芬兰与瑞典在推动中国道家哲学走入斯堪的纳维亚世界起着先锋性作用。虽然争锋性的最早译本均显现于1907年,但却揭示出不同的诠释方法与传译路径：基于欧陆转译的芬兰文首译展示出神智主义视角下“以神释道”的格义路向,而长期在华播道的瑞典传教士符恺励则契入王弼注本开启了“契道合本”的直译路径。这两种诠释路径折射出北欧对中国道家哲学早期接受的不同形式,对后续中国哲学经典在冰上丝路中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启示。“神-道”格义与合本的方法论为当前弘扬道家智慧并深度推进以“道”符号为精神内核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海外传播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理论镜鉴。     

李延平论“浩然之气”与“夜气”

孟子的“养气”工夫,自二程提倡以来,便成为理学的核心话题之一。朱子老师李延平的独到理解丰富和发展了这个话题。他极为突出养“夜气”的地位,而对“浩然之气”采取回避的态度。在他那里,“浩然之气”和“夜气”虽然都是人体内生之气经过义理规范、调顺出来的结果,但有着明显的区别：“浩然之气”是实践主体在“养勇”、应事的情境中出现,带着外发、刚硬的色彩;而“夜气”是学者明显思维、情感活动停息后自然呈现出来的,更具内敛涵养生发的品格。虽然“养夜气”、“体验未发”两项工夫相近,但前者更方便初学者下手。这正是延平主动引导朱子从事“养夜气”工夫的原因。     

大久保道古对中国道教医学的实践与传承北大核心SSCI

江户时代,中国道教修行者澄相公进入日本。他将自己所传承的道教特有的生命哲学、医学理论和修炼技术传授给日本居民大久保道古。大久保道古信受奉行,明确表达自己的道教身份认同。他著书立说、借医行道、授徒传道,开展着自己的信仰活动。此为中国道教医学在日本的实践与传承的一个实例。     

荀子“以政摄言”思想析论——兼论其与李斯“焚书坑儒”的关系

学者将李斯“焚书坑儒”归罪于荀子的做法有待商榷。荀子固然有“以政摄言”思想,主张以暴力手段对待异端邪说,但这并不会导致“焚书坑儒”,因为此事乃李斯行商鞅、韩非之说所产生的结果。在战国末期,即将建立的统一政权且日臻成熟的君主专制制度已不能容忍诸子“不治而议论”,“以政摄言”由此而生。不过,由于荀子将礼义之道视为评判学说是否为“异端”的价值标准,故“以政摄言”不至于成为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据此,该说仍展现着儒家“道尊于势”的观念,并区别于法家“以政摄教”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