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易》中的生命伦理意蕴

《周易》哲学本质上就是有关生命的道德哲学。《周易》以生为体,从伦理本体论的角度揭示了生命的本源、意义与价值,从而确证了顺天之于人之当为的根本意义。顺天也即顺性命之理,因为性与命皆是天道在不同向度上的表现或要求。因此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就是人的生命存在之应然,也是人之生命最完美的终极表现。而其途径即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也即顺应天道之正。养正则吉可视为《周易》生命伦理的工夫原则,它不同于现代物理与精神养生,这是一种涉及养万物之生、万民之生、个体身心兼养的全面的养生。《周易》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在改造自然和处理人工干预生命进程等生命伦理问题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朱、陆论“读书”之异同

朱陆为学工夫之异同的争论历经几百年而不衰,本文专就二位大儒对读书工夫的看法为主题来进一步展开这一争论。象山为学工夫虽以尊德性为宗,但何尝教人不读书,朱子虽以道问学为重,但也提出读书已是第二义,这说明二位大儒在尊德性、道问学关系问题上有交融的面向;但紧接着就如何读书,以及读书工夫的具体地位问题,二位大儒却又显出鲜明的不同之见。可见二位大儒的为学工夫确有趋同的面向,但差异却是更为根本的,而这正是区别象山之学与紫阳之学的显著标志之一。     

尊道与教化:《管子》“养性理论”分析

《管子》关注国民精神状态,把礼义廉耻视为国家霸业的基石,尊道与教化是《管子》培养理想人格的两大手段。《管子》静因之道遵循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循名责实理论代表着当时认识论与逻辑学的历史高度。《管子》因时理论实现了从关注四时变化到关注世道演进的逻辑跨越,也是管仲改革观的哲学根基。《管子》尚贤理论冲击了落后的宗法制度,开启贤人政治的历史先河,是管仲通过改革实现社会制度更新的重大举措。《管子》注重法治的教化意义,主张先礼后法,与后世燔诗书而明法度法家有极大不同。     

意志与让予的交错——论海德格尔式“泰然让之”的内在结构及其伦理缺失

"泰然让之(Gelassenheit)"是理解海德格尔后期技术批判以及存有之思的关键概念。它具有一种双向结构:一是存有本身的层面,即存有本身的自行敞开与让予;二是属人层面,即人对存有本身之让予的让予。其中,属人层面的泰然让之又具有三个环节:从主体性强力意志以及表象性思维中的"让出"——无所施为地等待——"让"自身"入"于存有本身的自行敞开。然而,泰然让之并非一种消极性的存在姿态,而是有着"力量和决心"在其中隐藏和支配着,通过归属于存有而促进自身本己本质的提高,从而呈现出意志与让予相交错的结构。此外,泰然让之作为海德格尔后期所谓"源始伦理学"的核心姿态,必然会使得自我与他人的关联隶属于与存有本身的关联,从而为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所批评。但需要注意二者的视角差异,以及两种伦理观之间的互补性。     

永乐时期儒学的两种形态

明初,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沿袭太祖朱元璋的文化政策,尊崇孔子与孔子之道,对程朱理学"益张而大之",命臣僚编辑《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尽管永乐时期的儒士更加谨守程朱之绳墨,但如杨士奇等台阁重臣的道学主张中仍带有一定的心学色彩,更有道衍及其所撰《道余录》对于程朱理学的抨击,表明永乐时期儒学与思想界隐含着复杂或者说是多样的形态。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与孙莉商榷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要求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关键在于对德治内涵的界定.与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不同,以德治国不是将某种特定的道德观强制在社会推行,而是一种示范性的伦理观,这种道德观尊重道德主体在道德上的追求与选择,它以法治为前提,强调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并倡导人们进行道德选择和实践的竞争.     

论康德对“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权利”的批评

康德在《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权利》一文中认为,说真话是一种形式义务,人们应该无条件地履行这个义务,不管由此导致什么后果。贡斯当和科尔斯戈德分别从法学层面和伦理学层面对这个观点进行批评,都认为康德所谓的不说谎义务在现实中缺少可行的条件,不可能得到普遍遵守,但是这并不能从理论上反驳康德的"应当不说谎"观点。康德的绝对不说谎义务的理论困难主要在于,未能真正直面不同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未能指出解决不同道德义务冲突的依据。     

论孔子之道的现实性与形上性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不只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和终极本体,也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最高追求。以往学界对孔子之道的人伦日用和社会政治层面研究较多,对孔子之道的形上层面和超越性层面关注不足。细读《论语》《易传》,参审《中庸》及后世儒家的注疏,不难发现孔子在创立儒家哲学之时不仅立足于现世人生之道,更立志于追求超越意义的"形而上者之谓道"的终极本体意义的"道",可以说孔子之道是现实具体的"道"与超越性终极意义的"道"的合一,现实具体的"道"是趋向终极之道的路径和工夫。     

西方生命医学伦理“施益原则”与当代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之对话

本文旨在为西方生命伦理"施益原则"与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1)之内涵进行增补,以"忠恕之道"回应两原则之内在问题。"施益原则"提出,"须衡量行为产生的利益足以保证花费的成本"作为施益者是否施益于对象之衡量标准。但成本与利益难以估量,是此原则面临最大的问题。"仁爱原则"提出,"爱人"、"推己及人"、"克己复礼"之概念。但其首先肯认"仁"天生本具,这适合作为教育培养生命医学相关人员之道德品格,但忽略面对现实问题的行动判断方式。本文认为,应该延伸"推己及人"的概念,强化"忠恕之道"中我-他者的双向的结构,亦能增补"施益原则"与"仁爱原则"之内涵。     

贪欲之火——杭州保姆豪宅纵火案的一点思考

2017年6月22日凌晨五点钟,杭州发生火灾,在上城区的蓝色钱江公寓里,一套300多平方米的豪宅忽然着火,一个母亲,三个孩子,因抢救无效,离开人世。经公安机关调查,明确为纵火案件。该户保姆莫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已被公安机关控制。事件发生后,莫某承认放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