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手记

2007年7月9日-13日,国际美学第17届国际大会在土耳其安卡拉召开,所确定的大会主题是沟通各种文化的美学(Aesthetics Bridging Cultures),相关论题涉及艺术、体育、风景、时尚、科技等各种领域,其重点在于探索多样文化的根源及其不同的表现形态,试图从比较角度来审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当代、艺术与科学、全球与地域、自然与文化、大众与精英、中心与边缘的相互关系,以期松动双方划定的边界或彼此所报的成见,最终拓展美学研究的范围和提升美学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生命活力。有鉴于此,当国际美学协会理事会于2007年在安卡拉委托我主编2010年《国际美学年刊》第14卷时,我有意采用了这样一个专题:美学中的多样性与普遍性(Diversity and Universality in Aesthetics)。此专题隐含三个主要意向:其一是策应2010年由北京大学承办的第18届国际美学大会主题美学的多样性(Diversities in Aesthetics)。其二是从多样性的角度审视多元文化的审美个性与特殊性,从普遍性角度探索美学理论的科学性和普适性,继而从两者的理论博弈中拓宽美学与艺术哲学研究的疆域。其三...     

美德的整体与勇敢的殊异——柏拉图《普罗泰哥拉篇》的叙事与论证

本文认为,在柏拉图<普罗泰哥拉篇>中潜藏的叙事动力是勇敢美德的殊异性.而勇敢美德的殊异性与美德整体性学说是柏拉图对话尤其是<普罗泰哥拉篇>和<拉克斯篇>中的一对相关性理论.二者分别从哲学和政治的角度表明,普罗泰哥拉式的美德仅仅是一种可以传授的技艺,它既不是无法技术化的勇敢,也不是理念化的知识.     

语言产生过程中信息加工的眼动研究(中文)

Researchers have recently turned to eye tracking to study the complex cognitive processes underlying speech production. The present paper provides a brief overview of studies of sentence production and eye movements. A review then follows of research using eye tracking to investigate eye movements during multiple object naming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findings in reading research. The majority of these studies attempt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object naming can happen in serial or parallel. Lastly, I provide a brief comparison between seriality and parallelism in reading and multiple object naming.     

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何以可能?

为人的尊严和幸福进行论证和申辩,这是哲学不可推卸的使命。近年来在我国,人的尊严和幸福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热烈讨论的话题,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第一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     

吕澂《印度佛学史》略考

<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2期刊登了一份吕激作于法相大学特科时期的<印度佛学史>讲义,整理者将该文写作时间误为支那内学院蜀院时期.<印度佛学史>概述自佛灭度后到密教兴起前一千多年间印度佛学发展变化的历史,而以那烂陀寺为印度佛学终结,其中所反映的吕澂早年佛学观点与同时期的<佛教研究法>、<印度佛教史略>等文献可以相互印证...     

人间佛教与当代伦理——“第四届两岸四地佛教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佛教与时俱进,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创造新的思想和文化,影响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人间佛教就是近现代中华大地上出现的一种崭新的佛教理论体系和实践活动。为了进一步探索人间佛教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方法,发挥人间佛教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积极作用,由香港佛光道场赞助,     

修辞的认识论功能——从科学修辞学角度看

科学修辞的认知意义在理论上基于对知识和修辞的不同认识,即知识被认为是拥有确定性的真的信念,修辞的论辩、逻辑部分被重新发掘。在这一框架下,修辞不再外在于科学知识核心,而是在从个人经验到科学假说、直至科学理论及其检验等一系列过程中都有着深刻的认知意义。     

毛泽东“虚君共和”构想的两次实践及其意义的历史检视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曾经在借鉴苏联经验的过程中,建立起一个中央高度集权式的经济管理体制.这个体制虽然伴随着中国取得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功,但它也无法避免地抑制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严重的官僚主义.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借助苏联批评斯大林所形成的政治氛围,发起了对受到苏联模式影响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反思与批判,提出和广泛地论述了以“虚君共和”为思路,建构中国的纵向权力配置的思想.毛泽东分别在1958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两次推进关于“虚君共和”的实践.虽然,两次实践都有着非常浓重的悲剧色彩,但两次实践却塑造了中国地方与中央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并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刻思想与经验,这些都成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资源.     

相顾应尽一生期——论1933年以来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交往

著名哲学家之间的相互交往常常会产生非常有意思的结果,也会影响到哲学发展的路向,并为哲学讨论展示有益的提示。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交往,则为理解20世纪一段特殊时期的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范例。从雅斯贝尔斯的角度来看,他最初想同海德格尔建立的是哲学的友谊,后来这一关系却陷入了政治的对立。自1933年以后两位哲学家就未曾见过面,但却为他们各自的后半生树立了典范:海德格尔成为了雅斯贝尔斯评判自己哲学严肃性的标准,而雅斯贝尔斯则成为了海德格尔用来审视自己良知的准绳。     

“义”“利”“害”观念的现代诠释——以叶适功利伦理学说为进路兼以朱学为基本参照

义利之辨,既为儒家的传统论题,在现代的意义世界里,也能转出它新的生命和新的形式。论语时代发轫的这一命题,与墨学的对峙与交通,经过董仲舒、程朱一系的补充或补订,兀然在有宋一代朗现出新的气象。水心环绕此命题所下的补正工夫,即是其中的一案。《水心别集》卷三说“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到了水心晚年来了个大的转换,一方面仍是义利并举,另方面则是利先义后,谓之“成利致义”。比照横渠、朱子用“心”来统贯“性”“情”二观念,水心在“义”与“害”的链接间,寻到了一个大写的“利”字:利,既可以是“义”,也可以是“害”,犹一剑双刃,较之“心统性情”,它是“利统义害”。故,就结果言,水心说坦荡地展臂拥抱墨学,却恰好造成对先秦儒义本学统的彰显,与小程子辨明兼别、融通儒墨的理一分殊说,有不二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