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落后的成因--当代智力理论新解

智力落后的成因历来存在争论。本文在当代复杂系统智力理论的视野之下．从Sternberg的三元智力理论和Das的PASS模型入手,分析了智力落后本质及成因的新解．揭示了智力落后理论研究的认知心理学新走向。     

哲学·礼学·诗学--谈《性情论》与《孔子诗论》的学术联系

上博简<孔子诗论>是一部具有丰富哲学和礼学内容的<诗>学著作,作者一方面以子思学派的性情学说论<诗>,大力张扬诗歌的性情,继承并发展了<尚书·尧典>的"诗言志"思想,以性情作为诗歌"言志"的内涵,使儒家诗歌理论建立在心性哲学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又主张用礼义学说对诗歌情感进行约束和规范,表明了儒家对待情感问题的原则立场,初步呈现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理论倾向.中国儒家关于诗歌抒情的理论框架在此已经隐然成型.     

面孔识别的自我群体偏向

面孔认知研究表明, 人们识别和再认自己所属群体(如种族、性别、年龄)面孔的成绩显著好于识别其他群体面孔的成绩。近年来围绕面孔识别的这种自我群体偏向进行了实验研究, 研究者提出了知觉经验说和社会认知论两种理论来解释其认知加工机制, 而类别化-个性化模型和双路径模型则是将两种理论分别加以整合提出的新解释。研究者还对面孔识别自我群体偏向的神经机制进行了研究, 探讨了评价者、评价对象和评价任务等因素对自我群体偏向的影响。提升面孔识别自我群体偏向研究的生态效度, 构建整合性理论模型以及加强跨文化和本土研究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易经》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刍论——以王弼《明象》与“存有三态论”为中心

本文旨在经由中西哲学的对比,阐明《易经》所隐含的现象学思维,并由此衍申讨论与其相关的"道论诠释学"。首先,揭示《易经》思想为一象征之逻辑,不同于一般的理性逻辑。其次,以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篇》为示例,阐明其现象学思路,指出"道、意、象、言"与"道论诠释学"密切关联。再者,经由"存有三态论"的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之结构的深层论述,对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做一总体探源,跨越实然、应然,回归本然,指出"存在、价值、实践、知识"和合为一。最后,总结"归返自身,由在而显"为《易经》现象学与道论诠释学之极成。     

一种测量记忆监测相对准确性的新指标：da

记忆监测的相对准确性是元记忆研究中一个重要内容。研究者采用了各种方法来测量人们记忆监测的判断值对正确项目和错误项目的区分度,例如相关法、信号检测论(SDT)测量法。其中,gamma相关从1984年起一直被广泛用于记忆监测相对准确性的测量。基于SDT的新指标da弥补了gamma相关在实际应用中的不足,并引发了新的研究兴趣。文章对da的提出背景、计算方法和应用前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对da与其他常用方法在使用中的优势进行了比较。对da的具体应用进行了说明,同时指出了da的使用条件。     

巴尔塔萨的美学基督论——以形式与光辉概念为核心的理论建构

在巴尔塔萨神学美学中,形式和光辉是美不可分割的两个基本元素。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光辉是一种垂直维度的无限深度,形式是一种水平维度的有限延伸,二者垂直相交形成美（荣耀）。美是形式与光辉结合的产物,这一古典美学思想源自中世纪神学美学,巴尔塔萨继承过来加以新的发展——在其神学美学视域中,形式与光辉只有在基督中才能完满结合在一起,生成无与伦比的至美——上帝的荣耀。由之,巴尔塔萨建构起一种神学美学基督论或基督论美学。 张俊,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后。     

德性是相对的吗 —— —以孔孟的德性论为例

自上世纪德性论的转向以来,德性论是否可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许多学者认为德性论由于强调通过人的习惯行为养成德性,因此,德性是与特殊的社会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具有相对主义的特征,不具有普遍的性质.对于这些质疑,以孔孟的德性论为例观之,孔孟的德性论不仅有一个社会性的维度,还有一个人性论的维度,这为德性论超越具体的社会条件的局限而具有普遍的性质提供了可能.而德性培养过程中的智能的作用恰可起到联系特殊与一般的作用.伦理道德的普遍性具有与理论科学中的普遍性不一样的特征,具有大体如此的特点.     

对康德德福一致至善论的反思

德福一致是中外哲人探讨的千古难题,难就难在人们希望德福一致,但又缺少证明其一致的理据.康德在分析批判以往哲学家有关德福的说法的基础上,借助于神学提出他自己的至善论的解答.反思康德的这一解答能够发现康德的至善论求助于神学的原因及其逻辑上的问题,由此可以从非神学的路径,从厘清幸福概念以及存在论和目的论的视角来解答这一难题,并揭示康德至善论的理论意义.     

抗抑郁药应用选择的思考

目前市场上可供选择的抗抑郁药越来越多.从系统方法论、医学模式转变和矛盾重点论的角度来阐述临床上应该如何选择用药,才能使治疗效果和医疗费用更符合个体的情况,达到比较和谐的状态.     

从隋唐佛道论争看道教心性思想的形成

隋唐时期,道教继续延续了在佛道论争之中建构自身心性思想的历程。特别是唐初佛道论争所提出的问题,对于日后道教心性论的形成与成熟起了推动作用。两次佛道争论高潮中涉及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对于唐初佛道论争所涉及的心性思想方面的内容作了分析,认为二教对于“道”与“道体”范畴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道法自然”、“道生万物”等本体论、本源论命题的不同看法,不能不说与佛教思想的激发及其佛道争论的刺激有重要的关联。特别是佛教心性论只是道教思想家进行思想创造的“前理解”与诠释背景,他们的诠释对象仍然只能是道教及其道家思想传统,因此,道教心性论思想的若干命题即便是与佛教的相关部分非常相似,但其基本精神仍然是道教的。换言之,佛教心性论影响道教心性论的最大者其实是哲学方法,而非简单的名词与命题的移植或模仿。